西方”的问题时，非国大倾向于根据各国在联合国会议对待种族隔离的态度来作出判断。
1960年8月初，曼德拉出庭辩护。他作为主要辩护人所作的发言以及后来的询问和答辩，记录了411页长的官方档案。温妮也在法庭旁听。
四年前叛国罪审判刚开始时，曼德拉给一些观察家留下的印象是：精明能干的律师和讨人喜欢的人物。如今，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正如一位被告律师所说的那样，他的辩护词论据清楚，一针见血。从更深刻的原因来分析，他是在挑战中成长起来的，他的能力反映出非国大高层领导人的水平。
“这不是体制问题，而是民主问题。”曼德拉回答说，“如果一党制能够充分实现民主，我将非常仔细地考虑一党制建议。但如果多党制能够充分实现民主，我也会仔细地研究多党制建议。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实行的是多党制，但是就非欧洲人而言，这是迄今为止最邪恶的专制主义。”
“我们不反对白人，”他答辩说，“我们反对的是白人至上，在这一斗争中，我们也得到了某些欧洲人的支持……不言而喻，非国大一直主张种族和睦政策，谁要宣传种族主义，我们就加以谴责。”
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干预南非事务，它以9票对0票通过了1项决议，英国和法国弃权。决议谴责南非政府制造屠杀。迄今为止，共有83名非洲人平民和3名非洲人警察被杀；白人无一死亡，有60人受伤。
曼德拉一直想念温妮和刚出世的女儿泽纳妮。但他并未因此而影响斗争决心，他还经常鼓励同伴们振作精神、坚持下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非国大成员应当局邀请每天在法庭上介绍该组织的原则和活动。毫不夸张地说，这等于是“在继续从事”被禁组织的“活动”。
在约翰内斯堡，西苏鲁、曼德拉、杜马·诺克韦(非国大总书记)和乔·斯洛沃整夜开会，研究非国大对政治危机的对策。3月26日，诺克韦向在比勒陀利亚等候作证的卢图利酋长传达了他们的紧急建议。卢图利同意这一建议，在当晚当众烧毁了通行证，并号召其他人采取同样行动。非常巧合的是，这时政府暂停实施通行证法。随后卢图利又发出第二个呼吁，号召举行全国哀悼活动。这一活动后来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取得成功。由于罢工、群众性葬礼、示威游行和骚乱此起彼伏，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警察在兰加的野蛮行径，激起3万非洲人举行反对开普敦警察的大规模抗议游行。但是，悄悄进入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层的年轻组织者菲利普·科萨纳被1名高级警官所欺骗，他暗中驱散了游行示威群众，但他本人后来却被逮捕和监禁。
8月9日，曼德拉结束了在法庭上的辩护。
原告不时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非国大在文件里提到其他国家的斗争时，并不对他们使用暴力进行谴责。曼德拉解释说：“让我们看看肯尼亚吧！我们知道那里发生了一场殖民主义战争。我们谴责这场战争，认为英国是侵略者。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基库尤人侵略英国，没有听说他们在英国轰炸城市，掠夺土地，摧毁政治组织，使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而这恰恰是英国人在肯尼亚的行为。我们关心的是，英国人必须撤出肯尼亚，我们不关心基库尤人使用什么方法。”
被告律师继续提问，为什么他早期敌视共产党人，想把他们开除出非国大，而在1950年又与他们进行合作？是不是他们看上去能够信守非国大的政策？“是的，”曼德拉回答说。
罪。
8月底，政府取消了紧急状态，释放了被拘留者。全国各地很快又出现了非国大的口号和传单。曼德拉原可以回家探望亲人，但由于被告辩护律师要为审判案最后几个阶段作准备，他时常在比勒陀利亚和被告商谈到深夜。他的妻子描述了在这种不正常的生活条件下，他为什么常常顾不上吃饭。他刚要出发，电话铃响了，有人要他去警察局保释某人，或要他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当时，温妮已经怀孕。曼德拉多年后在罗本岛监狱里回忆说，温妮的忍耐精神很强，她“每天对他说爱恋不舍的话”，她对“许多令人恼怒的事”总“视而不见”，“要是换成另一个女人，这些事足以使她万念俱灰”。他为自己不能帮温妮而感到内疚。他说：“当时唯一让我自慰的是，我生活中几乎连思考的时间也没有。”
被告律师就帝国主义的问题提问，曼德拉说：“根据我的亲身经历，今天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在世界上征服掠夺，胡作非为，使千百万人陷入苦难的深渊。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应当支持和维护这个带来了深重灾难的体制。
他们都站在车库外的车道上。曼德拉让一个孩子来叫我。我来到他面前，他只简单地对我说：“亲爱的，帮我把衣服和梳洗用具装在箱子里。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你别着急，我的朋友们会照顾你。他们会随时把我的消息告诉你。好好照顾孩子。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有力量和勇气这样做，我知道你现在就有能力这样做。”
当局主要针对曼德拉的讲话和文章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