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取消那些法律，因无论怎么说这些法律都不是压迫性和卑劣的。它们属于“防范性”的。如果非国大按其声明一意孤行，政府将充分运用手中掌握的工具制止任何动乱，并会“恰当处置那些发动颠覆活动的人”。
名领导人和组织者实施的终身禁令，使蔑视运动停止了。在征召的1万名志愿者当中有8577人做出响应，但是没有一条法律被废除。事实上，政府还无情地扩大了种族隔离制度。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在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缺陷：管理和筹款工作中有漏洞，并且缺少一份非国大办的报纸。然而，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受到了政治洗礼。非洲人国民大会估计其成员人数从7千人猛增到10万人。
曼德拉获释后，他看到这场运动象“野火般”地传播开来。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人、医生、律师、教师、学生和牧师都起来蔑视种族隔离制度。老一辈蔑视运动的参加者们回忆起早年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那时他们的目标只是证明他们自己是有责任感的公民。现在他们抱着发动一场根本性变革的期望面对着白人当局，精神倍加振奋。自由之歌成了这场运动的象征。有一首歌这样唱道：“我们非洲人！我们非洲人！我们为我们的土地哭泣。他们夺走了它，他们夺走了它，他们是欧洲人。他们必须让我们国家自由……”另外一首：“嘿，马兰！打开牢门，我们要进去，我们志愿者……”
1952年12月，艾伯特·卢图利酋长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全国主席，曼德拉为他的副手。卢图利原是一位教师，他当过17年的酋长，与他的人民亲密无间。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当选主席后的第一次活动是去访问伊丽莎白港。在那里他受到3万5千人的欢迎。当他抵达奥兰治自由邦——一个急需接受政治教育的地区时，他遇到了对他宣布禁令的警察。
7月30日，警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袭击住房和办公室，并逮捕了莫罗卡、曼德拉、西苏鲁、达杜和卡恰利亚以及其他30人，指控他们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此案虽然停审，但警察的逮捕反而激起了人们参加运动的热情。到了10月初，又有几千名志愿者被投入监狱。
4个月后，运动的最后一幕将要开始：发出全体人民共同参加蔑视运动的号召。曼德拉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步，政府将无法实施某些法律。当然它不会轻易认输，只有继续增加巨大的压力才能实现这一步。非洲人已经行动起来，只有一种办法能使他们放弃行动：这就是暴力。
当沃尔特·西苏鲁被带上法庭时，他为在7月参加蔑视运动的1500人辩护说：“只要我在我的人民当中享有威望，只要在我身上还有一点点生命力和能量，我就会抱定取消种族歧视法律和争取南非非洲人自由的信念，勇敢地战斗。”他是那些宁愿在牢房里被关上一星期也不肯交罚金人们中的一个。
10月18日在新布赖顿火车站，一个白人警察向两个据称偷了一罐油漆并拒捕的非洲人开枪。随后的一场混战中，这个警察开了不止20枪，然后溜之大吉。留下一群愤怒的群众，他们向火车站发动攻击，开始了一场暴乱。7个非洲人和4个欧洲人(无1人是警察)被打死，27人受伤。
他的公开讲话能够被禁止，但是和大多数受禁令管制的人们一样，他仍在继续秘密地发挥着作用。
政府一再拒绝按非国大多次提出的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并且将混乱的罪责加在蔑视运动身上。这一作法使人们更相信，新布赖顿和金伯利的暴乱是奸细蓄意煽动的，用以借口镇压蔑视运动。一位学术界观察家利奥·库珀教授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能把抵抗运动和动乱联系在一起。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哪一次暴力事件是由抵抗者挑起的。”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件，运动还在继续进行着。10月份的被捕人数已达2354人。志愿者的纪律性和他们的幽默感得到了来自国外的赞誉。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种族隔离现状。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正式表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这对于非国大及其同盟者来说，无疑是新的鼓舞和鞭策。在南非，白人自由派人士，包括刚刚来到这里的约翰内斯堡主教安布罗斯·里弗斯，呼吁给“所有有教养的人以平等权利”，而只有很少数白人参加了蔑视运动，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遭到监禁。
注释：
曼德拉被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以代替刚刚被宣布禁令的J·B·马克斯。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人们对他的领导抱有极大的期望。他的朋友坦博注意到，他并不是雄心勃勃想当什么官，而是克己奉公，只满足于做队伍中的一员。但他却具有群众领袖的天赋，能自然而然地将人们吸引到他的周围。他称颂那些为蔑视运动做出牺牲的人们：丢掉职业的工人、被逐出校园的教师、荒疏了业务的专业人员。蔑视运动已经向人们表明人民大众怎样才能发挥政治作用，它还为人们表达对政府的愤怒提供一个有力的手段。它激励和唤醒了人民，把他们从“被征服、被奴役的顺民改造成一个勇于战斗、毫不妥协、同心协力的集体。”
事后他曾指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