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上看着自己的队伍吃着酱油加开水的菜汤，干着常人几倍的工作量，忍不住泪流满面……
至当年11月，1202队打完最后一口井，以9个半月的时间，钻井31746米的成绩超过了苏联格列尼亚功勋队的纪录，一举夺得当时的快速打井世界冠军。
余秋里听到这消息后，欣喜地让会战指挥部给1202队送去两头大肥猪以示犒劳。
其实，在“生产运动会”上，瞄准世界冠军目标的不仅是1202队。王进喜的1205队从来就没有服气过1202队。当大伙儿听说余秋里部长把夺冠的对联送给了1202队时，他们也把迎新年的辞旧迎新之夜当作了誓师之夜。大伙儿个个摩拳擦掌地表示：咱是铁人标杆队，咱的红旗不能褪色。1202队能干到的事我们铁人钻井队绝不少一米！
1205队后来跟1202队较上了劲，第一次挑战是瞄着年创5万米的世界冠军目标。后来两个队双双实现。
第二次挑战是在1966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文革的风暴已乍起，造反派煽动的大串连搅得全国不安宁，大庆也不例外。但1205队和1202队的比赛没有停止。那年正好听说美国有个年创九万米的王牌钻井队，王进喜他们就在八九月份继突破五万米任务后，一鼓作气，直逼十万米。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在这年5月初，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来到大庆视察，听说1202队和王进喜的队决心在上半年打井五万米、再超苏联功勋队时，周恩来非常高兴，并拉着王进喜和1202队老队长张云清的手说：“打上五万米时一定告诉我，国务院要向你们祝贺！”9月，大庆工人报捷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周恩来见到王进喜时，就伸出五指晃了晃。王进喜一见就明白，笑了：“总理，我们到8月18日，就打了五万米，现在两个队都准备向年钻进十万米的目标进军呢！”周恩来一听大喜，说：“好，我祝贺你们！”并再三托嘱：真到十万米时，一定告诉我，我请你们两个队的工人同志们进中南海。可是历史遗憾地失去了这一幕：当王进喜他们双双创造十万米纪录、向中南海汇报时，周总理已经身不由己地整天忙乎平息造反派的种种纠缠而无暇接待大庆的同志。
在大庆采访时，当我来到1202队这支英雄队伍的荣誉陈列室，看到这儿挂满了会战时期余秋里部长等领导颁发给他们的一面面带着油腥味的红旗时，敬佩之意油然升起。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支钢铁铸成的英雄队伍，他们在“文革”中也经受了不该有的耻辱。有个造反派队伍来到1202队让他们搞所谓的“停生产闹革命”。1202队的职工们不答应。造反派们就嘲笑1202队的人是“不知路线斗争只知道生产的瞎牛”。1202队的工人回答说：“谁说我们不知路线？从宿舍到食堂，再从食堂到钻台，这就是我们的路线。”造反派们一阵哄笑。钻工们则一阵大笑。
“造反派在文革中要批斗余部长，硬让承认他是我们的黑后台，并要烧掉当年我们用血和汗凝成的夺冠红旗。我们没有答应，并且机智地将这些红旗保存了下来。”一位1202队老钻工深情地告诉我，他就是文革中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这些红旗的那个人。
我向这位老同志伸出了敬意之手。因为是他让历史得以完整的保留了，而且让我们后代得以能从那一面面溅着斑斑油痕的红旗上一次次重新感受大庆红旗来之不易的历史与岁月。
余秋里善于用标杆队的形式来激励队伍向一个通常看起来不易达到的目标奋进，并实现之。对此，他本人有过一段话：“干工作就得这样，有些时候你看起来够不着的东西就得跳一跳。大庆会战困难得很嘞！我们又想搞出大名堂。不这样不行。抓几个标杆也不是什么新名堂。1941年最艰苦的时候，我们部队就有两三个代表连队。这两三个代表连的装备非同一般，全是缴获的日本鬼子的武器，抬着重机枪，扛着轻机枪，还有榴弹筒，六0炮，总之小日本鬼子有的我们这几个连队也都有。连长指导员就是王八盒子，小手枪。每次开群众大会，代表连就绕场一周，让群众看。然后表演，刺杀、投弹，吼声比日本鬼子还大，我们的群众就有信心了啦！”何谓将之道？这便是。
1202队的一位“老会战”曾经如此自豪地对我说：“余部长的用兵之道，就是善于抓典型来带动全体。可以说，大庆会战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搞出大名堂，就是余秋里部长用了一个王进喜的典型和我们1202队与1205队两把尖刀。所以天大的困难，我们一上，其他队伍也就跟着上了，这样就不会不胜利的。”
是军事艺术？还是政工艺术？是物质力量？还是精神力量？皆有之吧！不，准确地说，这是余秋里的艺术。
但有人在执行“余秋里艺术”时也会走样的。
你不是说大干吗？不是要速度吗？邪的也出来了：横穿萨尔图有条铁道，油建大队的刘万宝等人扛着大口径的钢管走着走着觉得又累又慢，这刘万宝便把钢管往铁道双轨上一放，那钢管“当当啷啷”地滚出十几米。嘿，这可是又省劲又抢时间的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