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傍水吃水。三峡大坝世界瞩目，如把县城建在大坝最近的地方就能迅速使县城与现代化接轨。
不行。管理长江包括三峡在内的实权机构——“长江委”否定了秭归人的梦想——三峡大坝7公里之内不得有城镇出现。
秭归人挨了一闷棍后仍不死心，而且有了更大的设想。他们在三峡大坝的下游看中了一块叫做高家冲的地方，不过那地方不属秭归，是宜昌县的。“没关系，试试呗！”秭归几位领导找到直管宜昌县的宜昌地委书记。
书记一听，笑了。然后摇摇头，说：“把自己的地种好，别总想打别人的算盘。”
秭归人好不懊丧。
那一年，国务委员陈俊生正好到秭归视察。
“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可以说来听听。”临走时，身兼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问汪元良。
汪元良一急，眼泪都快跟着出来了：“首长，我们秭归人民不怕为三峡作出多大的牺牲，就是担心没有一个好的县城城址供我们选择和决定啊！”
“别急，从头到尾慢慢讲来我听听。”陈俊生安慰道。
汪元良便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
最后，陈俊生叹了一口气：“秭归新城不定，就是五心不定，五心不定，就会输得干干净净。”
“首长，太谢谢您的理解了！可这么大的事我们做不了主啊！”汪元良又急出了眼泪。
陈俊生笑笑，站起身来，深情地拍拍小伙子的肩膀：“你把秭归的材料和报告都准备好，找个机会到北京去找我。”
“唉！”汪元良又掉了眼泪。
秭归人好不兴奋！他们随即投入了新县城选址战斗，经过周密考虑，决定选在一个叫剪刀峪的地方。此地离三峡大坝最近，未来发展空间不可限量。
四大班子的决策会一散，汪元良县长带着资料和报告，直奔宜昌地委。这一关非常顺利，他又到了省城。
主管副省长一看报告就点头：“凡是好事，我都会全力支持。”
报告很快转到民政厅。管规划的专家对秭归新县城地址提出两点：一是那个剪刀峪是不是地名？得调查一下。二是如将县城定在这一地方，生活用水问题怎么解决，报告中没有注明。
汪元良县长急得直拍胸脯：“好好，我们马上回答好上面两个问题。”程序上的事急不得，汪元良为此花了9天时间。事后他说这9天里他急白了不少头发。
省民政厅的批文下达当天，汪元良直飞北京，住在国务院三峡建委招待所。怎么进中南海找陈俊生秘书长呢？
急中生智的汪元良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李伯宁！求他准行，老头是个三峡热心人，只要一提三峡的事他总是倾全力帮助。汪元良心头一喜，连夜找到李伯宁家。
秭归人民为三峡作出那么大的牺牲，这个忙我一定帮到底。李伯宁见过汪元良，立即挥笔给陈俊生写一封信，然后又叫自己的秘书，用他的专车亲自送汪元良进了中南海。
那一天太阳特别明媚，汪元良深情回忆着——日理万机的国务委员陈俊生见他后，很为汪元良的办事作风所感动，明确表示会马上将秭归迁城报告批转给民政部从速办理。
20天后，来自北京同意秭归县城搬迁新址的“红头文件”到了汪元良手里。那一天晚上，汪元良和县委县政府的几位班子成员畅快地喝了几瓶烧酒……
“8年啦，别提它啦！”酒桌上，汪元良他们时哭时笑，一直闹到天亮。第二天一早，几大班子人员全部到了县城新址，面对举目可见的长江三峡大坝坝址，他们不禁兴奋地敞开心扉大笑起来，那笑声在峡江两岸久久回荡……
6年后，与三峡大坝毗邻的秭归新城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三峡库区第一座依靠国家、本地和对口支援建设起来的全新的现代化新城，它的城区面积5.5平方公里，4.1万多被淹移民全部搬迁到新城，而且新城还留有6万人居住的空间。在采访三峡时，我有幸专门参观了这座搬迁了7次的屈原故里。如今的秭归已今非昔比，新城那几十米宽的马路，那成片如林的高楼，那绿阴镶嵌的巨型休闲广场和保持原生态植被的自然森林公园，一直延伸至三峡大坝下……它有着无可比拟的独特地理优势，有着现代化城市应有尽有的发展空间，难怪连“澳门赌王”何鸿燊先生都跃跃欲试要在秭归投资未来的“三峡水上飞艇航母”……
与秭归相比，开县的被淹可以说是“飞来横祸”。它距长江70多公里，许多当地的百姓，一辈子连长江是啥样都不知道，可三峡工程却使他们成了移民。干部们告诉大伙说是以后三峡水库的大水要把这儿的房子和田地全淹设，所以才让大家搬迁的。这不是“飞来横祸”是什么？
开县是共和国开国元勋刘伯承的老家。这是一个“六山三丘一分坝”的特殊地区。在开县全境，即使登高远望，也见不到滚滚东去的长江。开县建县于东汉建安二十一年（公元192年），是个有着1780多年历史的老县，现有人口140余万。此地虽山高路深，却是物产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