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出现了另一种情况。这个淫书色情刊物及地下暗娼、黑窖泛滥的城市，在严打中根据中共中央批示精神和公安部命令，市公安机关集中力量，几乎捣毁了全部地下色情卖淫市场，一大批靠卖淫和传播色情书刊为业的犯罪分子关进了收容所。这些毒菌在阳光普照的世界里，他们的传播作用和影响似乎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可是当他们一旦获得便于滋长的上壤后，其传播能力十倍、再倍地在亢奋发展。京安市区的个符守所收容了453名犯罪分子，这中间真正的淫乱犯罪分子仅卜来人，但足，不到二十天的收容期间，有人最后待说，全所收容人员中起码有西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参加了鸡奸、手淫等淫乱性行为。此间，在中国不曾流行的同性恋，在这些收容人员中也大有市场。城区的一个看守所里，一个同性恋畚听说他的伴侣要被枪决，竟然在看守所大闹天宫，打人拼命，结果本来最多判四五年徒刑的人一下成了死缓犯。
北京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在这里，更突出的是帮派也帮派之间的公开决战。流氓团伙之间的你争我夺，在平时就十分严重。如今，严打一战，使得许多过去势不两立的帮派团伙一下拉到了面对面的对峙状态。8月6日到20日的半月中，北京看寺所内光发生帮派团伙间在狱中斗殴闹事就达近百起。最严重的一次，竟然有300多人参加，使得本已人满成灾的收容所增添了更多困难。典型的事件是，十九岁的国家建委一局四公司临时工、收容人员赵庆元，人狱当晚就被老X团伙的狱霸葛延庆、刘建华殴打致死。此事在犯人中曾引起轩然大波，京都市民们对此议论纷纷，影响甚坏。
在山东聊城地区，由于看守所大多是临时设置的，缺乏必要的防范措施，加之看守人员紧缺，有时一人一天上二十多个小时的班。成分本来就复杂的七个看守所，仅在8月份的十几天的时间里，发生犯人越狱和逃跑事件就达116起。担任看押任务的武警战士的枪是无情的，仅聊城一个地区的短短时间里，就有数名收容人员死于非正式判决之前。他们中间有的罪行并不重，或许还能说说淸楚就可以返家的，但本能的惧怕与抵触心理使他们迈出了过急的一步。
社会学家和专政机关对此评价不一。专政机关的理由绝对正确：尽管他们或许原来犯的罪不重，但当司法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履行公务时，追究对象有意拒绝或逃避，法律就应该严惩。这些收容人员被抓后实施逃跑越狱行为是出于他们犯罪的本性。
击毙他们是无可非议的。社会学家则坚持这样说，犯罪是由于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压力的结果，犯罪者如同一种干酵母，社会环境是热气和水分，干酵母未遇到热气和水分之前是不会发生作用的。严打一下关了这么多犯人，而我们的公安司法机关在监狱和看守设置管理上没有跟上，导致许多收容人员能有外在原因触发他产生越狱逃跑等重新犯罪的动机，无论我们怎样强调当时的客观条件，但这个社会责任不应抹掉！
争执并不解决问题。严酷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全国临时添设看守所收容站百分之八十以上不宜关押犯人。连日来，公安部一连接到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的报告，因防空洞倒塌、菜窖缺氧窒息而造成收容人员集体逃跑和其他非正常伤亡事故屡有出现。情况日益严重，各地纷纷请求，期待着上级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