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止一次对我这样申述他的心头话。
从黄鹤楼出现的意外后，毛泽东想“动一动”就不是那么随心所欲了。下去是可以的，但必须是先要报中央批准——当然一般都是能批准的。但这种情况就不那么自然和客观了。
先说对毛泽东的保护吧，每次出去，就必须先由公安部门通知沿途各单位进行严格的一丝不漏的检查，然后便是精心的布置，譬如估计毛泽东要同什么人谈话，或者聊几句，于是就百里挑一地事先“培养”好几个。如果时间允许，有关部门还要求“彩排”，以保证绝无差错。有关部门知道毛泽东随意性很大，于是就得事先安排好几种方案，以应付需要。
于是，毛泽东的每一次到基层的巡视、考察、参观、座谈……便成为有关部门们“导演”的一出出戏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毛泽东下基层了解第一手情况的本意就在这样的精心安排下，很大程度上都变了样，走了调。
现在我想，人们议论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难道与这些情况和做法没有一点相关的因素吗？
在警卫方面自然更是要求万无一失了。前面警车开道，后面重兵保驾，四周还有便衣警戒，卫士和警卫前呼后拥……那时还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先进的警备器械，漂亮的防暴防弹轿车，所以只好多派出些人了。于是，毛泽东每到一处，要真正见的群众、干部倒没有几个人，而警卫、安全人员却是一卡车一卡车的。
这种情况，毛泽东不是察觉不到，而是没有办法。久而久之，他慢慢也习惯了，这毕竟比在中南海要好多了。
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可悲之处，大人物也有大人物的可悲之处。毛泽东的一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我看来，他不能像普通人那样活得自由自在，便是他的一大可悲之处。
虽说我是他的卫士长，在权力上无法与毛泽东相论比，但平时，我有比他多得多的自由权利。我随毛泽东进中南海后，家就安在与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仅前后院之隔。平时，毛泽东是不能出这丰泽园的后墙的，而我却不一样。走进红墙我是毛泽东的卫士长，站得有站相，坐得有坐相，可出了丰泽园、回到自己的家，我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了。爱到大街上遛个弯，爱到小摊喝碗棒子粥，啥都可以，而这一切，毛泽东是无法与我相比的。他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会得到。
有一个星期一，我到毛泽东房间。他见我后，便放下手中的文件，很随便地问我星期天都回家干些什么？我说带着小韩——我的爱人一起去看地坛庙会。
毛泽东一听两眼顿时露出十分羡慕的目光，说：“那可一定是很热闹的呀。什么放风筝，卖糖葫芦喽，耍把戏的，要是我去，一定尝一碗大碗茶，北京的大碗茶很有名哩！我第一次喝它还是李大钊先生告诉我的，要到前门才能喝得到正经大碗茶。”
“唉——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就是二三十年。”毛泽东半躺在椅子上，长叹一声，不无遗憾地说：“要是还像当年那样，口袋里揣上几个铜板，一个人哼着小调，去店铺喝上一碗大碗茶该有多好么！”
听了毛泽东的感慨，我心头好一阵激动。我真想说：“主席，我带您去前门喝大碗茶。”可我始终没有说出口，铁的纪律不允许我这样做。
我不由自已地为领袖连随随便便上街遛一趟，喝一碗大碗茶的自由都不能得到而深深感到……我不知道怎样用言词来宽慰毛泽东。
“银桥，你还记得那次在黄河边我们一起到农村搞调查的事吗？”许久，毛泽东缓缓地问我。
“记得，主席。那次您带我转了十几个村子，走了十几天时间，收获很大。”这样的事，我怎么会不记得呢？那是在转战陕北的时候，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单独让我跟着他到农村调查，回来后让我写《旅行记》的那次。
“收获是很大呀，那时我出去可以随随便便地到老乡家，跟他们一起住窑洞，上炕头，在地里撒粪土……那时有多好哇。”
是啊，那时确实值得我永远的回忆。
那时胡宗南部队在毛泽东指挥的我军沉重打击下，已开始无力向我们发淫威了。部队到达黄河边的神泉堡后，借战事间隙，毛泽东跟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打过招呼后，便带着我及一个警卫班开始了一次农村社会调查。那是一次十分愉快和轻松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完全不像以后外出时那种前呼后拥的样子。在陕北解放区，有不少人是亲眼见过毛泽东的，而大多数人则是从画像上见过他。解放区的治安也十分好，群众觉悟也高，我们给毛泽东当警卫也就用不着那么紧张了。
毛泽东走东村，跑西寨，就像小时候在韶山冲的田埂上走一样，非常随便，他每到一处，就跟老乡一起推碾子，唠家常。
一次，毛泽东与老乡在一起，在一个粪堆旁，用手捏着粪肥。毛泽东问老乡：“你们往常都给地里施些什么肥呀？”
一个老乡说：“主要是上粪肥，有时，也上些草肥。”
毛泽东又问：“够不够庄稼生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