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谈话、开会、写文章、批文件，几天几夜吃睡在专列上。有人称毛泽东的专列是“走动的中南海”，确实是这样。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在专列上作出的。在准备与自称是他的“亲密战友”的林彪动手时，毛泽东不是也在专列上与有关省市党政军领导“吹风”的吗？
尽管专列可以开到毛泽东想去的任何地方，但它却无法满足毛泽东想在毫无外界干涉的情况下，亲自到群众中了解民情的愿望。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为此烦躁、愤怒。一次专列行驶在山东境内。我走进他的卧室给他换茶和整理床铺，只见毛泽东久久地站在车窗口，望着即闪而过的田野、村寨和山川出神。突然，他转身对我说：“银桥，通知专列停车！”
我感到很突兀，因为他事先说这一天是要返往北京的。于是，便问他：“主席，有重要事？”
“我想下去到老乡家里吃一碗红烧肉。”
“什么，吃红烧肉？”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吃碗红烧肉干吗一定要停车？一定要到老乡家里？我便不明就里地轻声问道：“主席，红烧肉专列上也有，您……”
毛泽东转过身，显得有些不耐烦地朝我一挥手：“这个我知道。去吧，通知停车。”
无奈，是毛泽东的命令，我赶忙通知随行其他领导和列车长，同时又赶忙用专线电话通知所在地方，告诉他们毛泽东主席要到他们那儿去，要吃碗红烧肉。
“什么，要吃红烧肉？”对方觉得毛泽东应该是到他那儿作指示，巡视的，怎么只说吃红烧肉，于是很惊异地反问。
“对，就照这个意思办！”我干脆答道。
于是，当毛泽东下到专列附近的一个村庄时，一家早已把院子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炕头铺上也换了样的农舍主人，在省、县、村干部的带领下，出来请毛泽东到他家做客，然后又忙端出香喷喷的两碗红烧肉请毛泽东吃。
毛泽东对主人的款待很自然很客气地说了两声谢谢，但他没有马上端起那桌上的红烧肉，而是把老乡拉到身边，亲切地问：“你家也能吃得上红烧肉？”
还用问，老乡早已把准备好的话端了出来：“能吃到，一个月全家能吃上几回红烧肉。”
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毫无半点破绽。虽然毛泽东起初的目光里带有几分怀疑，但尽管他明察秋毫，却始终找不到能让他怀疑的证据。
红烧肉吃到了，但我却不见毛泽东以往那吃完红烧肉后的兴奋情绪。
回到专列上，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一根一根地抽着烟。
我知道此刻他的胸膛里心潮起伏，汹涌澎湃。毛泽东分明硬是在克制自己的情绪。
我深深地了解他。他是一个对事物极为敏感的人。对老乡家的红烧肉，对老乡回答他的话，他心中与我们一样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他不愿当着群众的面让当地的干部下不了台。再者，他明白群众对党对他毛泽东所怀有的无限深情。正是这种深情使人民群众在自己的领袖面前不愿把自己本有的困苦和不满情绪流露出来。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毛泽东的心思呢？他是多么想了解真实的民情、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中国啊！当年，他用几万人的兵力打败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蒋家王朝，靠的是什么决策，那就是知己知彼，从骨子里了解敌人的一切情况。现在要建设新中国，迅速让全国人民吃饱饭，穿暖衣服，中国又是人多底子薄的大国家，他多么希望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思想，来尽快地帮助他那亿万万中国人民从贫困中走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他要决策，决策的时间刻不容缓，可他不了解，或者说是半了解半不了解民情，而这样又怎么能作好正确的决策呢？
毛泽东焦虑，着急，并且终于发怒了。
“银桥，告诉他们，我要出去走走！”这一年在北戴河的一天，毛泽东起床后，便把我叫去这样说道。
坏了，他又想到了他的农民朋友了！我当时心中马上暗暗着急起来了。他的“出去走走”代表的含意我们全清楚。再说，这段时间里他有过几次说要“出去走走”，可均被各种理由给拦了回来。我明显看出他老人家心里有火，只是没有发作而已。
现在，他又提出要“出去走走”，这分明是挑战性的。我不敢吭声，因为不知道说“是”还是“不是”。于是只好退出屋，立即向罗瑞卿、汪东兴等领导汇报。
看得出，这又是让罗瑞卿伤脑筋的事。放吧，出了事他担当不起，不放吧，惹火了毛泽东，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最后经研究，还是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也是怕他老人家气坏了身子。
“出去可以，但必须戴上墨镜，戴上口罩。”在这时，罗瑞卿的权力至高无上，毛泽东得听他的。
“好么，你罗部长让怎么做我怎么做就是喽！”得到“获释”的毛泽东此刻自然很顺气。于是，我便给他乔装打扮了一番：戴上墨镜，戴上口罩，头上还装模作样地套上一顶帽子。
“这不就像电影里的那个特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