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远的地方砍柴、割草。平时猛得像张飞一样的熊厚发，此时却细致地在笔记本上仔细勾画部队的隐蔽地点、出击路线、强渡突破口。
程世才回忆：
……经过反复侦察核准，我们对敌我双方的地形、江水的流速变化、敌人的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火力配备以及预备队所在方位等情况都摸清了，就连敌人怎么换班，每班次多少人，进出哪个工事，有什么规律，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当时嘉陵江上没有桥，要渡河只有靠船只和临时架设浮桥。
为了阻止红军渡江，敌人事先已经将嘉陵江东岸所有的船只或是拖到西岸，或是击沉、烧毁。红军急需解决渡江工具。方面军总部决定，由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负责造船，当地苏维埃政府全力协助。造船地点选择在嘉陵江支流东河沿线的苍溪王渡、阆中清泉、井溪、土垭袁家崖，以及嘉陵江上游的猫儿跳和永宁铺附近的丛林。这里群众基础好，地势宽广，树木茂密，便于隐蔽，并有红军部队严密警戒，封锁消息。
为了给红军造船，当地苏维埃政府几天时间就请到了五百多位造船的老船工、木匠、铁匠，这些工匠们背着干粮，带着工具，昼夜兼程，从四面八方赶到造船地点；郑义斋组织和动员各级后勤部门到处收购和运输了大批木材、打造船钉的废铜烂铁和桐油。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和政委李先念亲自到造船工地给工人们做政治动员。川陕省委副主席余洪远和省保卫局的谢凡守在船厂督导。经过一个多月日夜不停的紧张劳动，共造了木船七十五只，除了几只较大的船外，大多数都是“毛蜂壳”（即五块板子钉成的船，每只可容纳一个班），还用毛竹扎了三座浮桥和数十只竹筏。根据渡江指挥部的要求，3月26日前，七十五只船全部造好。
3月27日下午六时，太阳渐渐地隐入群山之中，天色暗了下来。部队的战士们和支前的民工们隐蔽地将船只一艘艘地运送到渡江出发地。
云峰山既陡且险，仅有的小路，早被枯草掩没了。抬船的人们，必须用自己的双脚踏出路来。最陡的地方，前面人的脚跟几乎碰到后面人的鼻子。这样陡的坡抬这么大的船，实在不好走，大家只好在船底绑上垫木，把船放到地上前拉后推地往上滑送。衣服撕烂了，皮肉磨破了，在这深夜里，不知有多少血汗洒在险峻的荒山！……有位老大爷说：“我活了六十岁，走遍全四川，只看见水里驶船，没说过陆地行舟。可这样奇怪的事。我现在亲自来做了。”
造船的同时，渡江的部队也展开了紧张的水上练兵。在嘉陵江左侧的东河上，担负渡江任务的部队官兵们加紧学习驾船、泅水技术，反复演练登陆、突破、巩固阵地、扩大战果、纵深穿插等战术动作。
为保证战役发起的突然性，红四方面军采取了各种隐蔽措施，如严密封锁消息，隐蔽船只，部队行动不吹号，做饭不冒烟。为了迷惑敌人，苍溪县委组织了大量的宣传队在主渡口所在的塔子山、五当山、陶家垭一带，对敌喊话、唱歌，晚上组织赤卫队、游击队在江内放灯，配合红军搞佯攻，假渡江，又发信号又打枪，高喊“红军过江了”。这些迷魂阵搞得敌人惊疑不安，通宵难眠，坐卧不安。但每次都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久而久之，敌人对红军这些迷惑动作习以为常，注意力逐渐松弛。由于各项工作到位，在十几天的准备时间里，敌人始终没能摸清红军的军事意图。
1935年3月28日，苍溪、阆中已经到处可以见到春天的景象，漫山遍野的树木披上绿装，春日的阳光里，田野里金黄的油菜花耀人眼目，空气中飘浮着淡淡的花香。天渐渐黑了，嘉陵江东岸一片宁静。苍溪塔子山下，嘉陵江滚滚奔流，一个接一个的浪头拍打着两岸陡峭的山壁，激起一阵阵水花。要不是战争，这又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嘉陵江之夜。
塔子山雄峙于嘉陵江东岸边，塔子山顶方面军炮兵营的十几门“八二”口径迫击炮虎视眈眈，黝黑的炮口指向对岸敌军阵地。塔子山后面的斜坡上，登陆部队排列着队形，一直绵延到远处的树林里。几千人集结在一起，一点声响也没有。工兵部队已经悄悄地将几十艘渡江的木船移到了江边，几十只木船排成一列，每艘船边蹲着两名水手。山脚下，红三十军军属炮兵和八十八师师属炮兵的一排排迫击炮蹲在发射阵地，随时准备开火。
对岸的阵地淹没在夜色里，什么也看不见，哗哗的流水声中，偶尔可以听见江对岸传来敌哨兵的几声咋呼，不时还有几道手电光在夜空和江面上晃动。
九点三十分，徐向前在前线指挥部里命令：“各部急袭渡江。”但部队真正渡江的时间实际上在下半夜。程世才回忆：
当晚，我和熊厚发同志带领部队到达预先选定的渡江地点，迅速将已经运来隐藏在附近山沟里的几十只小船抬到江边下水，按编号顺序排列好，待命出发……熊厚发师长看了看表，正是午夜一点半。他用征询的目光望着我：“副军长，时间到了。”
“好，按计划行动”我点了点头说。
“开始渡江！”随着熊师长简短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