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过半。
张才千回忆：
十日上午，我东线反攻部队第一梯队，按计划迅速向敌纵深发展……我调到第十师任副师长……向五龙台、石窝场、秦家河方向追击敌人……
部队冒着酷暑，翻山越岭，涉溪过河，日夜兼程，向五龙台方向追击逃跑之敌。一路上，河沟里、山坡上、路边、田里，到处是敌尸，到处是敌人丢弃的枪支、弹药、竹夹背包。我们顾不上这些，只顾同敌人“赛跑”……连吃饭、喝水也顾不上。实在饿得没有办法了，就抓一把干粮，边走边吃；实在渴得没有办法了，就在路旁的水沟、水田或水塘里喝上几口，爬起来又继续追击敌人。
一天黄昏，我随二十八团前卫到达五龙台时，得悉驻守五龙台之敌陈兰亭师的冉团（团长姓冉）……不久前已向石窝场方向逃窜……我当即命令二十八团，连夜抄近路赶在敌人前头，占领去石窝场必经之地黄岩院，把敌人截住歼灭。
……
黄岩院位于石窝场东北的走马坪上。两条南北走向的山梁在此处相交，中间是深谷，一条山路从谷中通行。二十八团立即令一、二营埋伏于左、右两条山梁，三营派部队卡住黄岩院至石窝场必经的谷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口袋，专等敌人来钻。
拂晓，散乱、疲惫的冉团，慢慢钻进了我们早为他准备好的口袋……埋伏于山梁上的红军从四面八方一齐向敌人开了火……随着嘹亮的号声，红军指战员犹如下山的猛虎，在一片杀声中向山谷中的敌群冲去。经过半个小时的战斗，……敌团大部被歼，团长也被我击毙。
……当我们进至石窝场，王宏坤军长指示……继续追击敌人。
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追击，十七日上午，我先头部队抵达秦河北岸，占领了河边高地垮子岭……
八月的川北，阴雨连绵，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水流湍急。原来不到十米宽的秦河，一下子变成了三四十米宽了……敌人为了过河，在两岸上拉了几条铁绳，拆老百姓房子上的木板，临时架起了一座索桥。由于桥窄，加之川军和逃窜的地主豪绅争相抢过，拥挤异常。当闻知红军已占领垮子岭时，已过河之敌即把索桥砍断，拥挤在河边的敌人，望着湍急的河水，在河边乱作一团。有些敌人被挤到河里，立即被河水吞没了……红军战士杀下山来，敌人纷纷缴枪投降。有些敌人跳进河里，企图游水过河，大部分淹死，被急流冲走了。
17日，红军第二梯队之八十八、九十师已进至沿山场、老鹰岩、赤溪场地区，红三十三军第九十九师进至河口场地区，把万源正面的敌人第一、二、三师甩在了左后侧。唐式遵部队纵深拉长，一时撤退不及，造成了被红军分割包围的态势。
面对一溃千里的逃敌，怎样打才能有更多收获？徐向前主张红军主力向东实行大迂回、深包围，跨中河两岸由西向南顺山构筑工事，截断刘湘主力第一、二、三师向宣汉、开江的退路，力求将其全歼或歼灭其大部，使刘湘元气大伤，红军武器装备也会因此改善，下江地区将为红军所有。
徐向前的意见与川陕根据地最高领导人，时为中央分局书记、西北军委主席的张国焘意见相左。
在川陕根据地，最高领导有三个人，即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张国焘为中央分局书记、西北军委主席，为川陕根据地党政军最高负责人。徐向前为西北军委副主席，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也是部队军事行动最高负责人，负责制订作战计划，指挥部队行动。陈昌浩为西北军委副主席，红四方面军总政委，负责全军的政治工作并协助徐向前指挥部队行动。中国红军的政委制沿袭苏联军队的政委制，对同级军事主官执行监督并在需要的时候有权更改军事主官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可以干预徐向前的指挥。陈昌浩革命热情高，年轻气盛，留学苏联，又是党内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军队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打仗也有一套。自从两人共同指挥红四方面军以来，在鄂豫皖和川陕都配合默契，而且多次陈昌浩都是支持徐向前的主张并在张国焘面前据理力争的。
在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根据党内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张国焘犹如一驾马车上的马车夫，而徐向前和陈昌浩则如同拉车的两匹马。车夫可以驾驭和指挥马，但车夫与马之间只有配合协调，马车才能平稳地前进。
客观地看，在鄂豫皖和川陕，徐、陈对张的领导地位是尊重的，多数情况下也是服从的。张对徐、陈也是信任的，对于徐向前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陈昌浩的政治组织才能是看重的，从张的回忆中也没有看到任何对徐、陈不满的记录。在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在制订大的战役计划、规划大的军事行动如制订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决定实行“收紧阵地”等这样事关全局的军事行动计划时，都是要通过军委会会议。张国焘在制订这些事关全局的军事战略计划时，虽然也会发表意见，但一般都是尊重徐向前的意见的，从目前披露的党史军史资料看，也没有发现张国焘粗暴干预徐向前指挥的记录。
但这一次，张国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