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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鄂豫皖到川陕，部队千里转战，每次战斗中都会出现伤病员，由于部队要行军打仗，又没有根据地，往往不得不忍痛将一些重伤员留在地方，这些伤病员总是成为敌人残酷报复的牺牲品，以至于有些战士说，宁可牺牲，不愿负伤。牺牲后就再没有痛苦，负伤后往往还要承受更多的磨难。在战事不断的情况下，如何救治伤员成为部队建设发展的大事。入川后，形势相对稳定，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以红十师医院为基础，从十一师、七十三师医院各抽调一部分医务人员，在泥溪场成立西北军委总医院，又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时的总医院规模很小，医护人员只有三十余人。
1933年元月，总医院迁驻毛浴镇，因为环境条件的限制，总医院规模较小，医生、护士缺乏，医药设备缺乏，病房分布于瓦室铺、九浴溪、雷家河、圆池河一带，收治伤病员一千四百多人，治疗条件十分恶劣。1933年3月，田颂尧向新创立的苏区发动“三路围攻”。为了诱敌深入，红四方面军总部撤出通江城，总医院也由毛浴镇迁回到泥溪竹子坎。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发起空山坝反击战。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员骤增，为了就近治疗，总医院奉命从泥溪场迁往檬坝的长坡。在长坡时，总医院共有中西医生十四名、医疗看护人员三十名左右。就是这样的条件和规模，总医院仍然收治伤病员一千五百名。同年7月，随着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总医院又奉命迁往民胜镇的鹦哥嘴。由于伤病员的增加，医院规模也随之扩大，伤病员数量剧增，但医院规模、医疗条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西北军委决定，调川陕省委书记周光坦出任总医院院长兼政委。
1933年夏，张琴秋由川陕省红江县委书记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事实上成为总医院的具体事务负责人。张琴秋文武双全，具有极高的政治修养和领导天赋，张琴秋、周光坦以及苏井观等总医院的主要领导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艰苦开拓，把总医院和川陕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开展得有声有色。
在鹦哥嘴停留了半年左右，1933年底，刘湘发起“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收紧阵地，步步后撤。总医院全是伤员和医护人员，必须要一处交通便利，又安全可靠的环境。经选择，1934年2月，总医院转移到沙溪的王坪。
王坪是川陕根据地的大后方。地处大巴山腹地，东接川北门户竹峪关，南与通江相连，西抵军事重镇得汉城，北面直抵巴山腹地简池坝。这里四面群山耸峙，到处沟渠交错，总医院中心地带背靠巍巍高耸的大城寨，脚下是潺潺流过的沙溪河，两边是直插云天的绝壁，整个地势犹如一把大靠椅，总医院所在的王坪方圆十多里地形相对平坦，周围土地肥沃，稻田环绕，漫山遍野，竹木成荫，一年四季郁郁葱葱，风景优美，气候温和，宜于养伤和治病，是设立野战医院不可多得的好地方。在这里，总医院得到长足的发展，全盛时期有四千多人，其中中西医医务人员达一千多人。
总医院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直属单位，其编制相当于军级。当时，由于川陕苏区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总医院既要领导全军的医疗卫生工作，又要兼管全军医疗机构的行政事务，同时还兼具培养战地医卫人才和医药研发的功能，实际上是一个集医、政、军、教、研于一体，中西医并重的机构。
总医院下设政治部、医务部、总务处三大部门，辖七所分院、五所军医院、十五所师医院和四十四所团卫生所，是我军当时规模最大、机构最健全、功能最完善的后方医院。
政治部主管总医院系统的一切行政事务，内设组织科、宣传科和保卫科。首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张琴秋调到妇女独立团后，徐立清接任政治部主任。最初，政治部设在大路边的一所地主大院里，后为安全起见，搬到位置僻静、绿树环抱的山坳里。组织科负责全院的人事和党团员的管理工作。
宣传科是全院最为活跃的科室，负责全院的宣传、文化和教育工作，还设有列宁学校、俱乐部和版报组、歌咏组。列宁学校负责招收看护兵、护士和一定数量的伤病员，学习的教材是总政治部编的《新战士读本》和《红色战士丛书》。俱乐部是当时的文化场所，也是人气最旺的地方。
俱乐部制作了秋千、木马、沙坑等体育运动器材，供轻伤员们锻炼身体。
俱乐部还有一个五十多名演员的新剧团，这是张琴秋的点子。剧团有一支小乐队，二胡、笛子、手风琴是乐队的主要乐器。张琴秋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才生，她政治坚定，头脑冷静，能歌善舞，具有极高的政治理论修养和艺术素养。担任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后，张琴秋将这些为革命流血负伤的伤病员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致，体贴入微，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治疗伤病，除了药物外，还有精神疗法。看到伤病员们整天在伤病的折磨中，情绪不高，为了调动伤员自我恢复能力，张琴秋广泛寻找有文艺天赋的战士，将他们组织起来，为伤病员们表演节目。张琴秋有时自己也亲自参加演出。好几次她到病房去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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