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影响，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或缺。川陕苏区，经济落后，金融业毫无基础可言。由于长时间的军阀混战，各种不同背景与派系的军阀你来我往，造成这里币制混乱，银圆、铜钱、各地的纸币混杂流行，一些毫无信誉的劣币混杂其间。这里的人民除了饱受军阀、反动政府的掠夺和压榨外，在经济上还备受剥削，有时候一种货币暴跌，顷刻即造成千万人财产蒸发，身无分文，一些奸商也利用这种办法来制造金融暗潮，套取百姓财产。
川陕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郑义斋立刻担负起组建川陕苏区金融事业的重任。郑义斋在鄂豫皖就兼任苏区工农银行行长，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承接了鄂豫皖工农银行的建制，仍旧由他担任行长，工农银行在苏区所有的县均设有分行，工农银行的总目标是：统一币制，流通苏区金融，实行对工农的低息和无息贷款，帮助合作社的发展。
川陕工农银行设在通江，共有六百多名员工，下设货币兑换所，有两个造币厂，一个造银圆、铜圆，一个印刷纸币。发行的货币主要有银币、银币券，铜币和铜币券。如：川陕苏维埃政府壹圆布币和壹圆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版壹圆布币和壹圆纸币。为了方便找零，还生产有五百文铜币、大二百文铜币、小二百文铜币，贰串布币、三串布币、伍串布币、拾串布币，壹串纸币、叁串纸币，加上仿制的袁大头、孙小头和川版银圆，苏区银行共发行了十八种货币。
在混乱的币制下，再发行百姓们陌生的“苏币”，其难度可想而知。为显示经济实力和政治威力，郑义斋双管齐下，一方面组织了金银珠宝展览，一方面运用法律手段相继公布了一系列的金融行政法规和金融管理规章：
《经济政策决议草案》：“苏维埃区域的货币，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内通行并消灭行市的差别。但苏维埃对这些旧币应加以清查并印盖图记，以资监督。” “外来货币一律兑换苏维埃自己发行的货币。”
《营业条例》：“一切商人不得拒绝使用苏维埃政府发行的货币。”
《革命法庭条例草案》：“凡进行经济上的破坏阴谋，破坏银行信用，拒绝使用工农银行发行的钞洋纸票……都属于反革命的犯罪，革命法庭按照犯罪轻重，阶级成分，分别首要、胁从，分别处以劳役、监禁和死刑。”
苏维埃货币究竟是当地人民所未见过的新货币，在苏币刚发行时，出现过拒绝使用、贬低、伪造的事件。《通江金融志》记载：
通江有几个盐商，对苏洋压价售盐，袁大头一个卖盐八两，川版六两，苏洋只称四两。经发现后，由西北军区予以镇压。
红江县原经济公社营业员屈学金回忆：
有一个地主造假票子，上街到经济公社买盐，被发现后，按《革命法庭条例》之规定，被处以极刑。
苏区初建时，工农银行虽然发行了少量纸币和布币，但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白区货币充斥市场，郑义斋及时提出对策，“大量发行苏维埃货币，兑换旧货币”。宣达战役缴获了刘存厚的造币设备，工农银行的铸币、造币条件大为改善，为大量发行货币创造了条件。苏维埃政府也出台政策：“外来货币一律兑换成苏维埃货币。”这项政策一出台，外来货币只进不出，由经济公社收回外来银圆和铜圆，然后回炉铸成自己的银圆、铜圆，如此一来，很快将白区货币挤出苏区市场，苏币逐步成为苏区通行的主要货币。
税收是货币回笼的重要渠道。1933年8月，川陕省苏维埃出台了《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等。税务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
本局为执行中央累进税率，并根据此次川陕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以增进和巩固工农自身利益，发展社会经济为目的，故命名为川陕工农税务局。
税务种类有农业税、特种税、营业税、入口税、出口税等。农业税以交公粮为主，贫农、中农的最高税负为百分之七点五，富农最高为百分之十二点五。
为杜绝腐败，《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还对税务工作人员的行为作了严格的限定：
非经本局检派负责人员，无论何人不得代收代征。凡派出各级税务人员，除公家津贴伙食外，每月暂规定报酬金二元，绝对禁止徇私舞弊，不得向纳税人员妄取分文。在收税款时，税局无吊打人的权利。
除了税收外，红军战斗的缴获也是苏区货币回笼的特殊渠道。如宣达战役中一次性缴获刘存厚库存银圆一百多万枚，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套。这么多的缴获大大充盈了银行的库存，奠定了苏币的经济基础。
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苏区的金融系统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根据地建设，保障红军军需供给，支援革命战争，稳定人民群众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郑义斋也由此被誉为“红色理财专家”。
由于文化水平限制和对地主老财的愤恨，红军攻占一些地方后，总是有些人把有钱人的贵重物品、高档家具、珍奇古玩看成奢侈品砸烂并付之一炬，看到这些情况，郑义斋十分心疼和气愤。他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