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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川陕苏区经济发展就必须要认识郑义斋。郑义斋原名邓少文，河南许昌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做秘密交通。1930年，为开展工作，邓少文改名郑义斋，在上海开办了义斋钱庄。1932年，郑义斋离开上海，受命前往鄂豫皖苏区工作。在鄂豫皖苏区，郑义斋身兼数职，既任苏维埃政府财委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又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还兼任兵工厂和造币厂厂长。红四方面军千里转战来到川陕，从部队的后勤给养到后勤基础设施建设再到全苏区的经济发展全都靠他统筹规划、运筹帷幄，和在鄂豫皖苏区一样，郑义斋成为名副其实的川陕苏区“大管家”。
郑义斋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部队入川后，一万多人每天的吃饭是首要问题，一天少说要消耗一两万斤粮食，随着部队的扩大，每天的粮食消耗不断上升。各部队首长一见面就冲着他要粮食。郑义斋为了粮食问题焦头烂额，到处奔波调查研究，寻找办法。他很快发现一个问题：以往部队每打下一处地方，总是把地主土豪的粮食就地分给穷苦百姓，自己随身携带的粮食最多不过维持三五天。部队行军作战流动性大，不可能背着粮食行军打仗，都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这就给后勤部门的粮食供应造成极大的困难。建立苏区后，部队的活动范围都在面积不大的苏区里，部队的活动也有一定的规律，只要在各地建立一批粮站，就能有效缓解部队粮食供应问题。通、南、巴是山区，这里水田少，旱地多，土地都在地主土豪手里，每年的粮食收成绝大部分都以收租的方式集中到地主土豪家里，穷人则一无所有。为了度日，老乡们在房前屋后、岩壁陡坡等不能种植粮食的犄角旮旯种一点红苕、土豆，荒年时就不至于饿死。现在，把地主土豪的粮食全都分给当地百姓，他们也是收藏在家里，到时部队无粮还要向老乡买。郑义斋向总部提出：打土豪破仓分粮时，只给最穷的人家分一部分粮食，大部分粮食集中起来，由总经理部在全苏区设立多个粮站和转运站，站与站之间距离不要太长，同时在各基层苏维埃组织一支运输力量，保证部队无论在哪里集中作战，都有饭吃。这样部队也不会与民争食，同时，也使闯入苏区的敌人得不到粮食而处于困境。他的建议很快得到实行。在他的指导下，总经理部建立了总站、分站和供应点的粮食供应体系。红四方面军数万部队在川陕两年多的时间，几乎无日不战，但依托各级苏维埃政权设在苏区各地的粮站体系和运输队基本解决了部队的吃饭问题，即便是像反“六路围攻”这样持续十个月的大仗，部队也维持了基本粮食供应。郑义斋的粮站供应体系为战斗胜利和部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要解决粮食困难，根子还在生产。长年的战乱，导致川北很多地方田地荒芜，有些地方，地里不种粮食种大烟。郑义斋建议，人人动手，开荒种粮，屋前屋后，种瓜种豆，解决粮荒。徐向前、陈昌浩非常重视郑义斋的建议，指示红军各级政治机关协助政府开荒种田，毁烟种粮。川陕省委也专门下达指示，号召“多种粮、多种蔬菜、多喂牲畜”，经过一年努力，到1934年，全苏区的粮食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部队粮食供应困难的局面得到缓解。
红军入川后，食盐曾一度是一个严重问题。仪南战役后，红军占领了部分盐场，有的盐场主逃跑时，将盐井破坏。得到消息，郑义斋立即带人赶赴盐场，组织恢复生产，同时动员地方苏维埃组织运输队，将大量存盐运往后方，既供军食，又作向群众换粮、换布之用。关于盐，郑义斋和徐向前之间还有一段故事。
郑义斋与徐向前是老战友了，两人关系很好，有一次，郑义斋在徐向前处商量工作，到了饭点，徐向前留郑义斋吃饭。两盘青菜，一碗米饭，几个蒸土豆。郑义斋吃了一口菜，淡而无味。他心里“咯噔”一下。苏区缺盐，红军缺盐，现在总指挥的盘子里也是淡而无盐，作为总后勤部长，他觉得自己工作没做好。三天后，郑义斋设在敌占区的地下交通站送来了一批盐。郑义斋如同见到黄金一样，捧起这珍贵的盐反复掂量。他拟订了详细的分配方案，然后专门交代，给他留下一小包，约有半斤。他派警卫员立刻给徐向前送去。过一会儿警卫员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包盐，还附有徐向前的一封信，信上写着：“义斋同志，谢谢你的好意，我这里已经有了卤盐水，盐巴还是留着你自己用吧。”
看着徐向前的信，郑义斋心里一阵难过。想了一会，他再让警卫员将盐送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医院院长周光坦从警卫员那里知道这包盐的来历后，感慨万千，将这件事告诉了伤员们，伤员们深受感动，一些较轻的伤病员当场就要求出院返回部队，经检查，共批准了十六名伤员返回部队。这件事一下子传开了，成为川陕苏区的美谈。
夺取政权靠军队，建设政权就需要发展经济，要改善苏区财政收入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就必须要开展经济建设，增强经济活力。为发展经济，满足苏区军民日常需要，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川陕省苏维埃成立财经委员会，郑义斋任主任，财经委下设建设局，领导各地开办各类工厂。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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