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和苏区财经委员会主席，郑义斋对红四方面军后勤建设和苏区经济发展全面规划，具体落实。
红军入川前，川北经济凋敝，根本没有工业，可称得上工业的只有几家军阀、资本家自办的小型兵工厂，民间的所谓工业只有一点制作小型农具、酒、火纸、土布及榨油等的小作坊。在郑义斋的筹划下，首先创办的是各级军需工厂。
郑义斋将军工企业分为方面军、军、师三级军械修理厂、所，军、师修械所负责修理枪和毛病较小的机关枪、炮，军、师修械所修不了的，均送方面军总经理部修械厂修理。军械修理最缺的是技工，郑义斋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想方设法寻找当地的技术工人，把他们请来安排在军、师修械所和总经理部军械修理厂。自从达县缴获了刘存厚的军工厂和造币厂后，郑义斋高兴得不得了，与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一起连夜赶往达县，亲自组织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搬运。机器是要人来操纵的，有了机器，更重要的是要操纵机器的技师，机器可以搬走，要搬动技师就需要做耐心的工作了。郑义斋同达县党组织一起，向兵工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动员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为红军制造枪弹。最终，连厂长何阳洲在内的几乎全部原来的军工人员都进入了根据地，壮大了苏区军事工业队伍。在郑义斋的亲自领导下，红军很快在通江苦草坝、得汉城，苍溪县文昌场等地建立了红军军工厂、修械厂、纺织厂、被服厂、子弹厂、炸弹厂、造币厂、火药厂、斗笠厂、造船厂等，苏区的军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了。
1933年1月，总经理部将鄂豫皖根据地迁过来的军工厂，设于通江城附近的苟家湾，工厂有工人一百余人，主要修配枪械、装配弹药，成为根据地军工生产的基础。宣达战役缴获军阀刘存厚大量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后，红四方面军军工厂扩大到一千余人，各种机床一百三十八台，厂房分布于苟家湾南北长四里、东西宽三里的十余座民房内。1934年3月反“六路围攻”收紧阵地，苟家湾兵工厂迁苦草坝锣坪，建成红军锣坪军工厂。厂房占地面积二十四万平方米，共有房屋八十间。工厂由原刘存厚军工厂厂长何阳洲任厂长，负责技术指导。全厂分设兵器制造厂、子弹厂、炸弹厂、制药厂及一枪房、二枪房、三枪房等生产部门。自反“六路围攻”到撤离川陕苏区的一年多时间，该厂克服种种困难，共翻造子弹、制造手榴弹一百多万发（枚），修理机枪两百余挺、迫击炮两百余门，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此外，还有各类中小型的兵器制造厂如长赤禹王宫兵器厂、巴中（清江）综合工厂、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军械修理厂、红九军随军兵工修配厂、江口红军斗篷厂、军械修理所、南江县造枪厂、石庙子兵器厂、正直兵器厂、陈家湾兵器厂、文昌宫铁工厂、粉市梁铁工厂和乐台寺铁工厂。就是在这些不起眼的多的上百人、少的只有十几人的各家小工厂，工人师傅们挥汗如雨，日夜不停，为红军战士打造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刀、长矛，基本保证了红军部分枪支弹药和全部冷兵器的供应。
除吃饭、兵器外，穿衣是部队面临的第三大问题。入川之初，部队千里转战，一路又无补充，军装破烂不堪，入川时又是隆冬，数万部队的军装成为一大问题。郑义斋认为，仅靠总经理部一家被装厂，生产、运输都成问题，他将方面军被服厂拆分到各军、师经理处，成立被服分厂，按照相同的规格组织生产，各军、师共同参与军用被服的生产，也减少长途运输的困难。进入川陕后，红军队伍迅速扩大，服装供应问题再次尖锐起来，很多军、师长找到郑义斋：扩大红军要有军装，没有军装，人家不愿意来。你给我多少套军装，我就能扩大多少红军。徐向前、陈昌浩也专门过问军用被服供应问题。郑义斋几管齐下，他将总经理部被服厂拆分成三个工厂，统一筹划，分工制作冬夏军服，保障部队的供给；为解决布匹来源，组织总经理部在全苏区设站收购土布，同时派人向苏区边沿地区商贩采购布匹。经过努力，全军1933年和1934年的冬夏服，做到了统一供给。军需被服企业主要有如下几家：
1933年1月，总经理部在通江县城郊南岭、蹇家山建立了红四方面军被服总厂，全厂有男女工三百余人，但只有两台缝纫机，绝大部分军装靠手工缝制。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将缴获军阀刘存厚大量机器设备和军需物资运回通江，红军被服总厂的男工厂扩大到三百余人，编为一个连，缝纫机增加到八十多台，日生产军装六百五十套；女工厂扩编为妇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后为杨文局），政委王泽南，下设三个连约五百名女战士，其中一、二连驻通江生产，三连驻巴中恩阳河被服厂生产，主要生产军服、八角军帽、军鞋、挂包、子弹袋、绑腿带等。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期间，被服总厂曾转移到通江苦草坝、得汉城、瓦室铺等地坚持生产。1934年12月随军西撤参加长征。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纺织厂建于通江苦草坝，初期只有几台织布机。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后，将缴获刘存厚部的织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