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北上入川，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歼灭了三十八军宁羌驻军杨竹荪团。遭受打击的孙蔚如极度惊慌，他一方面不断发电给蒋介石叫苦，一面与杨虎城商量对策。根据杨虎城的意见，孙蔚如再次找到武志平并委派他重新去苏区与红军接触。
2月17日，武志平带着一大包军用电池、发报机零件和军事情报等物资到旺苍坝红军总部。此时红军正在组织嘉陵江战役，徐向前、陈昌浩等都在前线，一直等了十多天，陈昌浩才会见了他。陈昌浩并向他解释，红军攻打汉中的意图是吸引胡宗南的注意力，以便乘机西渡嘉陵江，向甘肃进军。现在目的达到了，红军马上就离开川陕。武志平向陈昌浩提出希望留在红军中不回陕西了。陈昌浩告诉他，现在不行，红军还需要这条秘密交通线。虽然孙蔚如不接受你，你可以与陕南巴山游击队赵明恩联系。武志平只得离开红军返回陕南。
3月28日，红军发动了强渡嘉陵江战役，战役完成后，为接应中央红军，四方面军主动撤离了川陕苏区，“巴山秘密协定”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巴山秘密协定”对巩固川陕苏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有了这个协定，川陕革命根据地免于腹背受敌，红军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四川军阀的进攻。这个协定也打乱了蒋介石在陕南对红军进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计划，使大巴山五百余里的战线没有战事，红军也在这里建立了川陕秘密交通线，通过这条交通线，红四方面军获得了急需的军用物资和重要军事情报。红四方面军将资金交给武志平，武志平利用特殊身份从汉中换回医药、纸张、布匹、食盐、电器材料等重要的物资运往苏区，武志平将红军最为急需的军用地图、军事情报、中共中央文件、军用密码、报章杂志等用油布封牢，外面再用黄蜡浇固后送给红军。红四方面军根据武志平送来的军用密码，截译了蒋军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武志平还护送红军重要干部进出苏区，潘自力、张德生、廖承志、刘瑞龙、张光远等一批重要干部安全地来到根据地，为川陕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巴山秘密协定”增进了地方军阀对红军的认识和了解，加深了地方军阀对蒋介石的离心倾向，客观上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站稳脚跟创造了条件，就其深远意义分析，对以后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央红军的互不侵犯乃至“西安事变”的发生都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多种原因，“巴山秘密协定”没有见诸文字，也没有对外公布，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必须强调，虽然孙蔚如三十八军与红军订立了“巴山秘密协定”，但孙蔚如在政治上并非同情红军，他与红军接触纯粹是为了一己私利，且对共产党极为仇恨。红军出击陕南后，他立刻疯狂报复，下令处死在他军部当司书的共产党员崔臻善，活埋了原中共三原县委书记、陕西省委派来陕南做兵运工作的中共陕南特委成员偶彦民、亢学诗等同志。解放后有一些文章，称孙蔚如曾经给了红军很多帮助，武志平对此作了说明：
1936年西安事变时，许多同志和社会民主人士，都公开谈到以往从白区给红四方面军送进川、陕、甘等省军用地图和医疗器械等军用物资的情况，孙蔚如说都是他送的……这根本不是事实。
1983年11月，武志平再次撰文对这段历史事实加以说明：
第一，有人说送给红军的地图有一尺多厚：每省地图多则二百余张，少则百余张，且纸很重，我一人化装进入苏区岂能携带如此沉重物品？第二，说给我五万大洋的高价。每块银洋七点二钱，五万元计重三千六百斤，每人背七十斤，需五十人运往汉中，相反，我还用自己的钱给苏区同志买了部分用品。
武志平从旺苍回到汉中后，孙蔚如对他的态度已经彻底改变，孙蔚如对武志平说：“你去哪儿我不管，我们这儿没有你。”就这样，武志平被孙蔚如再次逐出汉中。在从汉中至关中的马道驿住宿时，武志平想起两年前随三十八军入陕南经过这里，因身负重要使命夜不能眠，如今使命完成自己却前途茫茫，思绪万千，同样夜不能寐，直到听见晨鸡报晓。
全面抗战爆发后，武志平辗转来到陕北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进入马列主义学院受训。毕业后从事情报工作，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越狱后，又逢车祸，伤愈后与组织失去联系。遂返回南郑，过起农耕生活。日寇投降后，武志平到晋察冀解放区寻找党组织，找到当年参与西安谈判的中共党员南汉宸和经他之手输送到川陕苏区的潘自力。三个老朋友见面极为高兴。此时，南汉宸任晋察冀边区财政处处长，潘自力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他们对武志平说：“你为革命立大功啦，我们要犒赏你，你就住在招待所，吃好，喝好，好好休息休息！”
关系接通后，武志平到设在张家口的晋察冀边区财政处从事商贸工作。北平解放后，他在军管会房地产接管部任处长，后任北京市园林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2月9日，武志平被人诬告，被关进了北京草岚子监狱。半年后查清属诬告无罪释放，但工作丢了，武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