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党员过境及情报的传递起了重要作用，帮助红军有效地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 徐以新回忆：
我第二次返回总部后，军委再次召开会议，听取汇报。我把订立互不侵犯协定的内容及具体建立交通线的情况向与会同志作了介绍。军委认为今后应利用这条线加强对外往来，搞物资进来，亦应通过孙蔚如的关系，交换情报，以便掌握敌情。当时确定我们后勤部门的同志，直接与武志平联系，确保这条线路的畅通。……潘自力等同志都是通过这条线进来的。
由于敌人的封锁，苏区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通，那时能够找到一些报刊哪怕是过时的报刊都是宝贝，总部领导向武志平提出，希望他能经常送一些全国各地的报刊给苏区，武志平将这一情况报告宋绮云，宋绮云立即将全国各地交换来的报刊源源不断地送到汉中交给武志平，武志平再通过地下交通员送往苏区。
“巴山秘密协定”生效后不久，形势又有变化，蒋介石一面支持刘湘组织“六路围攻”，一面逼迫杨虎城在川陕边界配合围攻川陕根据地。孙蔚如迫于压力，他想让红军尽快西进以减少自己的麻烦，于是让王宗山代笔写了一封密信：
来函敬悉。某方若就地不动，我们与之互不侵犯，某方若决定西行，我们可作进一步之合作，但未决定行期前似不必见面。东屏（按：即杨虎城）意志如此，着弟转达，并请兄就近切实负责联络。东屏为人绝不虚伪，望转告某方诸同志勿过虑为祷！
此时红军并无西进之意，孙蔚如担心事有不密，便想与红军保持一定距离，他密令前沿部队毁掉了几座通向根据地路上的小桥。武志平立刻将此动向密报杜斌丞，希望影响杨虎城，维持来之不易的“巴山秘密协定”。杜斌丞深感事关重大，立即与杨虎城商谈，杨虎城派杜斌丞去汉中见孙蔚如，让他妥善处理川陕边界的纠纷。杜斌丞在汉中住了三个多月，积极做孙蔚如的工作，稳定了他的情绪。谁知就在杜斌丞离开西安期间，蒋介石突然撤了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由邵力子担任，同时派胡宗南一部进驻汉中地区，给杨虎城施加压力。此时正逢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的“福建事件”失败，蒋介石气焰高涨，催促地方军阀加紧“剿共”。压力面前，孙蔚如再次动摇起来，他希望红军离开川陕向西去打胡宗南，以改善自己受压的处境，于是专门写信让武志平去面见“西光兄”（暗指张国焘）“一谈究竟”。
武志平借这次去红军充当“说客”之机，将陕军情况向张国焘、陈昌浩等人作了详尽报告。并建议红军应以庆祝元旦为名，派使去汉中巩固友谊，以稳住孙蔚如。武志平的建议被采纳。张国焘派西北军委秘书长黄超随武志平到汉中，并赠给孙蔚如、王宗山每人十斤通江银耳。
黄超这次出使汉中，起到了稳定杨虎城和孙蔚如的作用，经过权衡利弊，十七路军和三十八军都没有听从蒋介石的调遣，参与川军发起的“六路围攻”。
然而，没有不漏风的墙，武志平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获知，蒋介石给杨虎城发来电报：
据密报有伍志平……其人，自称系三十八军参谋，住在西河口附近。经常给共匪输运军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办……
杨虎城抓住“伍”与“武”之差，复电道：
据查，我部无伍志平其人，给共匪输运军火事想系误传。
不几日，蒋介石又来电，将“伍志平”更正为“武志平”，其余一字未易。
杨虎城不得已，发出了缉拿武志平的命令。孙蔚如将蒋介石的电报交给武志平看，并希望武志平离开西北军：“红军的事只好就此为止了。你再到南边去一下，把这边的情况告诉他们，请他们谅解。”
三十八军开除了武志平，武志平只好去西安找党组织。他找到宋绮云，宋绮云知道一些内情，他取出一份红四方面军内部刊物《捷报》，上面写着：
西北军某部已与川陕地区红军发生了秘密联系，说明蒋介石内部已经分崩离析……
宋绮云对此事很不满意：“我们内部一些人办事很不缜密，《捷报》上这么写，还不等于给人家报信！”
对于武志平的去留，宋绮云告诉武志平，他是中央特科选拔的，现在最好去上海找中央特科。费了许多周折，武志平在上海找到了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王世英让他仍回汉中恢复秘密交通联络，并称：至于个人安全不必过虑，杨虎城对共产党的一贯态度是合作的，对共产党人都是尽量保护的。武志平只得重新回到汉中，通过三十八军参议王宗山等人说通了孙蔚如。孙蔚如同意武志平留在汉中，但提出几条要求：第一，不许公开出头露面和熟人来往；第二，不许有不利于我们团体的活动；第三，不能在陕军中担任任何职务，只能做一个闲住人员，生活费自理。
武志平不得已离开三十八军，在汉中南郑秦家坝王谢沟隐姓埋名蛰伏起来。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三十八军的联系就此中断。武志平离开后，在蒋介石的逼迫下，孙蔚如部也开始主动骚扰红军。
1935年2月8日，为了策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