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由他建议杨就停战议和问题与红军谈判。但兹事体大，必须容杨多方考虑，待机行事。即使杨一时下不了决心，还是要争取好的结果，问题要从杨本身的利害关系来提出。这就需要有较成熟的时机条件。
5月上旬，武志平接到杜斌丞先生一封密信，信中暗示“所议有成，日内便见分晓”。没隔两天，三十八军参议王宗山从西安捎来了杨虎城给武志平的一封密信：
别来日久，殊深驰念。余于上月二十五日平安抵省，祈勿念。值慈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我同志，务须深自警惕，力图奋发。吾弟才华卓著，尚希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是为至要。此询近佳。
因为是杨虎城身边派来的，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本来就对武志平另眼相看，现在有了这封信，武志平也利用这层特殊关系，积极开始了对孙蔚如的工作。武志平回忆：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在汉中孙三十八军司令部，我和孙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我故作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的样子，我们先谈到十七路军正面临着与红四方面军正面接触的形势，如果正式打起来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如不愿打又计将安出。我和孙的谈话是遵照党的指示进行的，但在表面上须以维护杨、孙的利害关系来谈。孙对我所提的问题很感兴趣，我们从军事、政治形势上作了分析，结论是：除了和红军采取友好的联络，避免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好的办法……第二天，又经过两度谈话之后，就确定由我到川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行联系。我表面上是代表杨虎城（孙蔚如）和红军谈互不侵犯的问题，实质上是遵照党的决定做党的工作。
孙蔚如专门给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在一幅绢上：
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总政委：
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却侈谈“攘外必先安内”，妄图以武力消除异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我中华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言念及此，实切隐忧。蔚如与杨虎城窃谓，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特不揣冒昧，派我部参谋武志平晋谒虎帐，陈述我方对于时局的意见。深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国难。贵军如表同意，请迅即派员前来，共商大计。迫切陈词，无任翘盼之至。敬祝胜利！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从南郑出发，出发前，武志平偷偷带上了事先已经秘密准备好的一套川、陕、甘地区十万分之一地图以及国民党总参谋部颁发的甲、乙、丙三种秘密信号、口令、军用密电码、灯语、地对空联络标志等重要物资和情报。在巴山深处，武志平被一个叫袁刚的土匪绑架，险些被害。武志平是见过世面的人，与袁刚虚与委蛇，最后竟然让土匪招待一顿，留住两夜后放行。在深山老林里，武志平一人艰难跋涉，终于5月21日到达两河口，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得知武志平的来意后，傅钟非常重视，派专人将其护送到苦草坝红四方面军总部。当天深夜，正在前线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从电话中得知杨虎城派人送来了军用地图，兴奋异常。他对傅钟说：“雪中送炭呀，你马上派骑兵班给我送来！”
一小时后，徐向前给傅钟回电话：“地图收到了，很有用。好好接待来使！”
武志平带来的那份密电码的作用就更大了，红军据此截译了蒋军许多重要情报。曾任红四方面军机要局局长的宋侃夫在《祁连山的电波》一文中说，在西路军失利的情况下，这份密电码“对破译马家军的电报起了很大作用，从而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武志平在这里先后见到傅钟、张琴秋、郑义斋、曾中生、陈昌浩、张国焘。为避免两线作战，红四方面军于1933年4月中旬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于1月17日发表的“一·一七宣言”，即在停止进攻红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之下，红军愿意和国民党的任何军队签订停战协定，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其目的就是希望以此分化瓦解敌人，缓和严峻的形势。现在，武志平的突然到来使正在与四川军阀艰苦作战的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喜出望外。之前与张晗辉的联系中断，至为可惜，现在三十八军主动来联系，不论是于战略上还是于整个川陕苏区建设都是有利的。杨虎城部位于苏区后方，控制着五百多公里的防线，和他们打通关系，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同时还能打破敌人的物资封锁，总部领导决定与三十八军建立联系。
张国焘对这件事情很重视，直接过问两军和谈事宜。武志平担心张国焘对杨虎城提出苛刻条件，在张国焘为他接风洗尘的宴会上亮出了这次和谈的底线：“陕军有很浓的地方色彩，内部也很复杂，既有迷恋家私的高官，又有忠于蒋介石的特务。杨虎城出身贫苦，且有爱国思想，与蒋介石有矛盾，但在现实条件下，他联共反蒋只能是秘密的。望红军心中有数，不要公开张扬。”
武志平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