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又累又怕的敌军正在酣睡，遭到打击立即乱成一团。这一仗下来，敌军一个团基本报销。
侯家梁阻击战整整打了十天十夜。红三十二团共消灭川军黄振贵部三个团，缴获七百多支枪、两挺机关枪、两门迫击炮，俘虏五百多。与此同时，红七十三师、十一师所部在高壁集、魁山、青冈梁等地与敌恶战，十天下来，川军王铭章的左纵队损失五千多人，基本被打瘫。
当年那场战事的当事人之一曾在一份回忆资料中写道，红军在木门阻击敌军时，陈昌浩让广元桃园地区游击队长侯某派人持函到广元同王铭章接洽。信函的大意是：我们不愿同你们作战，希望同你们订立一个关于双方互不侵犯的协定。
接信后，王铭章当即召集随军幕僚商讨应付办法，最后他认为：（一）听说张国焘杀人厉害，订立协定后，难免不遭受他的突然袭击，那时不仅部队要受损失，而且个人有生命危险；（二）既要收复通、南、巴，田军长绝不容许订立协定。因此对这封信既不答复，也不转送军部。作战行动仍继续进行。
随着敌人“三路围攻”的部队部署到位，通、南、巴各条战线烽火连天，敌攻势越来越猛。按照战役部署，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后，部队开始“收紧阵地”，诱敌深入。3月8日放弃巴中县城，3月18日再退出南江城。
听说连下红军两城，田颂尧大喜过望，一面致电蒋介石报捷，一面督促他的部队加速前进。4月下旬，敌人再次发起全线进攻，经过逐次抵抗，红军于4月29日又主动撤离通江县城，收紧阵地于平溪坝、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一线。
川北的地势，南低而北高，愈是向北，山势愈陡险，愈利于红军坚守。像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等要点，山险路隘林密，几个连的兵力据守，就能顶住敌几个团的进攻。红军利用有利的地势，以少量兵力配以地方武装，坚守前沿阵地，消耗敌人，红军主力集中到方圆不及百里的空山坝地区，待机反攻。
田颂尧是第一次与红军交手，两个月来，虽然部队损失过万，但眼见得通、南、巴一个一个地都被自己夺了回来，他也是极度兴奋，认为消灭红军“不过指顾间事”。此时，刘湘刘文辉之间再度开战，史称“成都会战”，田颂尧站在刘湘一边，于是他一面抽回一部分兵力去成都平原继续参加军阀混战；一面令左纵队的十三个团孤军冒进，进入空山坝以南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企图一举消灭红军，“竟其全功”。5月2日，田颂尧电告“收复通江”：我剿匪军中右两纵队，东日自鹦哥嘴、得胜山继续攻击前进，匪已不支，纷纷退却，遗弃伤匪官兵，到处皆是。东晚全纵队之先头部队直逼通江城下，本日拂晓，我罗廼琼师谢副师长庶常指挥六十三团朱麟，十七团宋培根，率部首先占领通江城，李炜如部继至，并向母沈镇方面追击。又元山场附近之匪，由李派队肃清，正在围剿中。匪自二月中旬至今伤亡过半，此乃总崩溃，特连，颂尧冬印。
在这种“乐观情绪”支配下，敌二十九军各部的前线指挥官，也都认为红军不堪重兵压迫，撤离川境已属必然之势，以为不待旬日之间，即可“奏凯回师”，得意忘形，骄矜之气弥漫，这种情绪尤以冒进的左纵队为甚。
左路纵队第二路司令刘汉雄指挥李鋆陶、杨远福、杨特生、覃世科诸旅及余大经团等约九团以上的兵力，沿滴水岩、猫儿山、椿树坪等地，以追击的态势前进。敌军部队在前进途中曾拾得文件箱一口，内有拟向汉中撤退的计划略图一份，关于路线里程及各地有无工作人员与各地区可能征得粮秣多少，记载颇为详尽，并有攻略汉中的作战指示。敌军对此文件箱深信不疑，该纵队各部指挥官都认为红军确已无力再战，于是驱使部队更卖力地向柳林溪前进，一路上和红军仅有小接触，并有红军战士在山上喊话：“老乡们！我们不同你们打仗了，我们要到汉中去了，以后在陕西再会。”
左路纵队司令王铭章此时曾召集各部队高级指挥人员商讨进攻计划，一致认为占领柳林溪不过指顾间事，应即电催右、中两纵队迅速前进，乘势横扫苦草坝，早竟全功。但当时连日阴雨，山洪暴发，右、中两纵队无法前进。
单独冒进的敌军进至柳林溪、小骡马山、大骡马山之线，发现有红军部队在此布防。但敌前线指挥官竟然认为，这是红军因撤退不及而在此布防的，这些部队不过是掩护其主力撤退的后卫，如继续以有力部队对红军加以压迫，不难一举将红军驱离川境。刘汉雄当即令杨远福、杨特生两旅攻击大骡马山，李鋆陶旅攻击小骡马山及柳林溪以威胁红军侧背，覃世科旅则在古楼子为二线部队，余大经团则位于高集子为总预备队，决定5月20日全线同时进攻。
此时，敌军的战线已经拉得很长，山区基本上没有道路，数万部队在大山里作战，每日要消耗数十万斤粮食、弹药以及各种补给，运送补给的民夫就需要数万人，这些人挑着挑子在山里走，一遇袭击，立刻扔掉挑子就跑，补给断线，敌人就饿肚子，没有补给，敌军就无法打仗，敌人的战线拉得越长，后勤补给也就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