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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就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发表谈话，指出对于一切以“新秩序”为借口，而实行侵略破坏世界合法秩序之行为，我们予以坚决反对。我们决不承认“大东亚新秩序”，尤不能承认日本所谓大东亚之领导地位。
日本帝国主义攻占武汉广州后，深感“期望早日达到解决的希望是不大的，因为内外都出现长期持久的趋势”，决定首先“确保占领区，促其安定”，暂不向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是由于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战线延长，战区扩大，正面战场仍在继续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此时已经开辟了敌后战场，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迫使日军兵力越来越分散，遇到的抵抗越来越持久深入。日本兵源不足，资源有限，早在1938年3月5日《朝日新闻》就指出：“自七七以来，对华军费之支出，较日俄战费之总额，超过七倍。”战争消耗使日本国内人民厌战情绪也在增长。此外，当时欧洲局势紧张，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日本还企图保留一部分兵力以应付局势变化，从事更大的冒险。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停止战略进攻，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随着相持局面的出现，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一侵略方针，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它的侵华策略，从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日本大本营认为“武汉攻略战后……仅以进攻作战决难解决事变，今后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民国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简短声明。同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又发表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广播讲话，称“此番日本未曾动用过多军力，即获斯赫赫战果，尚保持充裕国力足以防止任何外来干涉”。近卫宣扬中、日、“满”应紧密团结，共同承担“保卫”东亚的任务。日本“渴望看到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日本决心根除隐藏在蒋政权‘长期抗战’后面之共产主义影响”。“至于国民政府，只要它恢复真正的中国精神，放弃其以往的政策，改造它的组成人员，作为一个彻底新生的政权愿望参加这项工作，吾人亦将不予拒绝。”这是近卫在中日战争时期发表的第二次声明。这就说明日本政府已放弃了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态度，但仍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
1938年12月22日，根据高宗武、梅思平与西义显、今井武夫等人的事先约定，近卫又发表了第三次声明，也就是国民党副总裁汉奸汪精卫通电响应的那个声明。声明诡称日本所要求于中国者既非领土，亦非赔款，仅为中国参加“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日本不仅“尊重中国主权”，而且“准备考虑放弃领事裁判权和归还租界”。声明并提出“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三项原则为基本条件向国民党当局诱降。近卫所谓的“中日亲善”，是中、日、“满”结成一体，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所谓“共同防共”，是要中国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在协定有效期间日本得在中国指定地点驻军，并以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所谓“经济合作”，是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特别是在华北和内蒙，应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向日本提供便利。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卫第三次声明中并未公开提到要蒋介石下野。同月26日，蒋介石发表讲话驳斥近卫声明，指出“他这种打算，像世人都没有明白他的所谓‘东亚新秩序’的真谛，以为随便可受其迷惑。”蒋介石指出“东亚新秩序”的真谛是“灭亡中国独霸东亚”。他拒绝了日本所提出的投降条件，认为“这和以前广田的三原则相比，不知要广泛毒辣到多少倍，敌人还妄想劝诱中国接受”。日本今日“所缺者只待中国受其欺蒙，受其威胁，而向其屈服，上其圈套罢了”。
蒋介石之所以拒绝日方条件，是因为他深知如果接受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就是要关闭中国门户，打破九国公约，与英美决裂。另一方面，接受“共同防共”就是要废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样，中国在国际上将完全陷于孤立。但是尽管蒋介石言之凿凿，日本对蒋仍未“绝望”，日本政府对蒋介石的诱降也未停止。1939年1月，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在议会中演说，明白宣布日本政府已放弃要蒋介石下野的条件，他说：“倘蒋政权幡然悔悟，接受我方建议之方针，亦无再加敌视之必要。”为了配合“以华制华”，在经济方面，日本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英、美、法与日本的矛盾也日益加深。1938年11月，英、美、法三国政府对日本封锁长江同时提出抗议。同年12月30日，美国政府针对近卫声明提出异议，强调任何国家无权单方面废除条约，意即不能承认以“东亚新秩序”代替“门户开放”原则。1939年1月14日，英国政府也照会日本称：英国政府难以理解近卫关于尊重中国主权的保证如何能与日本政府以武力强迫中国受其控制的意图相协调。同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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