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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的一天中午，正在为部队讲授攻坚战术的李明瑞，突然被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传讯，前来执行“公务”的保卫人员当即下了他身上的手枪，不容分说地押走了。
正作战术训练的干部战士顿时都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
张云逸闻讯，立马追了上去，厉声喝问一位押解的干部：“你们为何把李军长带走？这是谁的命令？”
那干部说：“这是中央局和肃反委员会的命令。”
张云逸问：“是何据由？”
那干部说：“我们也不晓得，只晓得执行命令！”
张云逸说：“无凭无据，妄自抓人，那就休怪我手下无情了！” 他抬手一挥又猛地劈下，像传下的一面令旗。转瞬间，那些进行战术训练的官兵迅即围拢过来。
那干部并不惊惧，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印有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章戳的逮捕令。
张云逸不禁瞪呆了眼睛：这是由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亲自签发的逮捕令。当他看到“AB团嫌疑要犯”几个字后，眼前訇然一黑，脑海里轰响一声炸雷：啊！这是真的吗？
那干部将逮捕令在张云逸眼前展示了那么几秒钟，立即收了回去。
李明瑞转过身，向张云逸深长地点了一下头，笑了笑说：“胜之兄请放心，我想不会有什么事的，我很快就会回来。”
但他想错了。他这一去便失去了自由。其实，早在1930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和“AB团”分子等指示，肃反斗争已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展开。虽然清除了一些暗藏的反动分子，但运动愈来愈严重的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错杀了一大批被误认为是“AB团”分子的党政军干部。
所谓“AB团”，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指使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在南昌成立的一个亲国民党的右翼组织。“AB”二字代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缩略语。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AB团”是个无足轻重的小组织，在共产党的打击下，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但国民党却造谣说它是“渗入共党队伍中的地下组织”，一些红军将领和苏维埃政府中的干部“是它的秘密成员”，以此挑起共产党内讧，自相残杀，瓦解红军队伍。而共产党内部的一系列主观推断和无端猜疑，相信“AB团”就是国民党打进共产党内部的特务组织，必须给予严厉打击。
1930年12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特派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带一个连到红二十军军部驻地富田进行肃清“AB团”的工作，逮捕了中共江西省行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秘书长马铭等，并进行刑讯。
12月11日，李韶九和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把该军第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从前方召回，告诉刘敌有人指控他是“AB团”分子。刘敌否认，并表示愿意追随李韶九。李韶九即把刘敌作为骨干派回红二十军肃清“AB团”分子。刘敌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返回部队。
12月12日夜，刘敌率一个营来到富田，包围了红二十军军部和江西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逮捕了李韶九和刘铁超等人，释放了被关押的谢汉昌等近百人，收缴了省苏维埃政府警卫连的枪械。李韶九在监押中掏大洋买通了看押人员，乘机逃脱。
当夜，刘敌、谢汉昌、段良弼、李白芳等召开紧急会议，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错误口号，把红二十军拉到了赣江以西的永阳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
12月15日，段良弼、李白芳等在永阳召开会议，自行宣布他们是“合法”的江西省行委，把毛泽东对“立三路线”的抵制、纠正和对他们的批评说成是“一贯反对中央”和“取消革命斗争的右倾路线”，并伪造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破坏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并企图分裂红军。
——这就是史称的“富田事变”。
1931年1月，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后，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处理这一问题，动员红二十军回到赣江以东，参加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但就在4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根据同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错误地认为：“富田事变是‘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遂成立审判委员会，对刘敌、谢汉昌、李白芳等事变领导人进行公审处决，并逮捕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干部。紧接着又在苏区再度掀起肃反运动，杀害了许多被误认为是“AB 团”、“社会民主党”(据《红一方面军军史》载：此组织在中国从未建立过。1931年初，在闽西苏区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上，有战士从首长讲话中听到 “社会民主党”一词，便误喊“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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