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党将这力量巩固起来，以向着各中心城市发展。”
他说：“根据地绝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地有力的发展。”
他特别强调：“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
8月26日，瞿秋白也到了上海。
这时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已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皆遭失败。瞿秋白以自己在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主持中央工作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的严重破坏和损失的沉痛教训，说服李立三。李立三深为瞿秋白这种不诿过、知错改错的勇气和磊落坦荡胸怀而感动。
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帮助下，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在政治局会上作了深刻的检讨(25年后，李立三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又作了深刻的反省和自责)，不久便被调离中央去苏联学习。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从事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文翻译。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劳动部部长。后历任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文化大 革命”中被诬以“特务”等罪名关押批斗，1967年6月被迫害致死，终年68岁。1980年，党中央为他昭雪平反，恢复名誉。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幢临时租用的洋房子里秘密召开。在这次全会上，批判了李立三等人的“左”倾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及时地减少了“左”倾冒险主义所造成的损失。
这次会议，对于中国革命不啻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山高路远，消息隔绝，地处西南边陲地区的红七军，对于中央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战略方针的重要转变却毫不知晓。乃至在中央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两个月后，中央派遣的“钦差大臣”邓岗仍按中央6月决议的精神向红七军传达，红七军前委则仍根据中央6月决议和中央对红七军的指令去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使命。
红七军出发了。七千多红军健儿满怀豪情，高举红旗，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出发了。
他们并不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将是一条蹈险犯难、坎坷崎岖的悲壮历程。
他们并不知道，在他们千里转战的征途中，将要遭遇到多少险恶的处境和强敌的殊死搏斗。
这是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还是有意的嘲弄？
不！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也改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