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他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
很显然，周恩来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
大约在7月下旬某日，斯大林会见了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
斯大林：看来，中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只是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兴起的。
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实际上主要是农民的革命。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先解放千百万贫苦农民。
斯大林：中国不同于苏联，中国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要发动农民，形成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大军。
周恩来：目前，中国革命更加发展的还是农民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国工农群众不仅有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并且有了为这政权斗争的工农武装力量。
斯大林：目前中共有多少红军？
周恩来：十万红军和十数万游击队。
斯大林：噢，由此看来，近两年中国红军发展很快，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周恩来：我们的发展策略和工作重点，正在逐步向这个方面转移。
这是多么值得令人欣慰的事情啊！斯大林这位世界革命导师对中国倾注极大的关心。此时的斯大林已和1928年主张中共搞工人运动和城市暴动的观点不同了，一年多来中国红军在农村发展壮大的事实，使这位导师较客观公正地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而此时在国内，立三中央已将“左”倾冒险决议在全国各苏区强力推行。
7月16日，中共中央以向忠发的名义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声言：“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援助，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
共产国际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致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共的武装力量还太弱，不同意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这无疑是给立三中央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8月1日至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总形势与共产国际的来电。
李立三首先发言：“昨晚看电后，我感觉国际的来电，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恩来同志向国际的报告，一定没有说明革命发展的总的趋势，所以使国际不能了解这一迅速的发展。”
李立三强调：“如果我们机械地执行国际的指示，表面上忠于国际的来电，实际上放松现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便是不忠于革命，不忠于革命就是不忠实于国际。”
与会者同意李立三的意见。
政治局常委项英说：“国际并不是不了解总的趋势，而是没有了解革命发展的速度。这要怪罪于去莫斯科的人右倾保守。”
列席会议的团中央负责人温裕成说：“恩来同志回来，必有一次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我们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
向忠发作结论时说：“政(治)局同志都应在一致的精神上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这绝不是反国际，形势的发展说明党的路线之正确。恩来对这一问题，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负严重的责任。待政治问题解决后，调他到北方局！”
8月6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李立三在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进一步部署全国暴动和军事战略，并且声言：“我们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我们的战略也必须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
总行动委员会下达命令，调集红一、二、三、四、五、六、八等军分路向武汉、长沙等城市推进，要求南方局速调红七军向柳州、桂林进攻，以期在广州组织暴动。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在研究了中共6月11日决议后，认为它是错误的，要周恩来和“六大”后一直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回去纠正。
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先坐火车到大连，再搭轮船于8月19日抵达上海。
刚一见面，李立三和向忠发便迫不及待地向他提出质问。
周恩来没有发火，而以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把他们说服。
8月22日至24日，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传达国际的指示精神，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并着重强调建立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他指出：“现在是革命高潮日渐成熟过程中，虽然许多苏维埃已推翻了乡村封建统治，但在全国来说，还没有直接革命形势。”
他说：“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建立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这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