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三路线”的观点，认为“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极大可能”，要求“革命首先在一省或重要几省之内胜利”，在南中国要争取广东的胜利，“坚决地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同时批评红七军前委对于李明瑞、俞作豫的态度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问题”，是“没有遵照中央正确指示的做法，故结果遭受机会主义的失败”！
可以看出，以“立三路线”为代表的中央因对广西红七军前委的一些做法不满，又因联络不上，情绪是多么的忧虑和焦急！
因此，在上海的党中央为了在广西更有保证地贯彻执行“立三路线”，特派邓岗前往广西。
邓岗，广西怀集(今属广东)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苏联学习， 1927年回国后，曾任中共广西地 委委员，广西特委委员、特委书记，参与领导过广东工农运动和恢复广西党组织的工作。1929年先后在广东、上海等地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中央派邓岗去广西，是因为他对故乡颇熟悉。
1930年9月下旬，年方27岁的邓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红七军。
10月2日，红七军前委在平马召开前委扩大会议。
会上，邓岗传达了6月11日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 向东发展，攻打柳州、桂林，在粤桂边界小北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粤桂军阀，使其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夺取广州，以完成南中国的革命。
“同志们，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啦！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总要求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执行任务的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以求取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 ”
邓岗极富演讲口才，他的这种极具权威、器宇轩昂、铿锵有力、极富鼓动性和情感效果的讲话，轰然唤起红七军将士们久盼甘霖的渴望和如火如荼的战斗激情！
邓小平曾回忆说，作为红七军的政委，当听到中央代表传达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中央精神，心里的确很兴奋。但他又不能不冷静地考虑到，当时的广西已被李宗仁、白崇禧重新恢复了统治，红七军虽在右江地区开辟了根据地，壮大了队伍，但军力只有几千人，打百色都十分艰难，要想打下柳州、 桂林甚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是根本没有把握的。
邓岗以钦差大臣的权威口吻宣讲了中央决议之后，遂将话锋一转，接着传达中央对红七军前委与中央长时间脱离联系的批评和对右江根据地土地革 命政策的批判：他说红七军前委“山高皇帝远，而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则封闭、保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搞下去很危险，很危险 他说右江特委所执行的土地政策是“右倾富农路线”，那些没有逃跑的地主、富农为什么也分有土地，应当毫不留情地彻底地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力！
这样搞下去很危险，很危险！他说红七军对旧军队和旧军人的整训与改造极为不力，以致造成变节、反水、出卖同志、残害革命的种种案件，对此为什么还要对某些旧军人加以重用，抱有幻想(这当然是指李明瑞)？这样搞下去很危险，很危险！
面对党中央的新的战略部署和邓岗代表中央对红七军前委及右江特委严肃而尖锐的批评，不能不引起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邓斌、右江特委书记兼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等人的沉恩和疑虑。尤其邓斌，更是忧心忡忡。对于革命形势和现阶段革命任务的不同看法，对于党内路线斗争的新动向，对于红七军这支年轻武装力量的前途命运的担忧，他无法预想，但不能不使他深刻地思考：革命新高潮已经到来，取得一 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 这就是“立三路线”的战略布局：中央总书记虽然是向忠发，但有共产国际做坚强后台的李立三却握有生杀予夺的尚方宝剑，名义上是执行“立三路线”，实际上是推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种指示成为中共必须绝对服从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旨。
邓斌心里十分清楚：上海立三中央对红七军的工作不满意，新的中央代表的到来，实际上也就是对他这个中央代表的罢免与否认。他是前委书记，会议当然由他主持，但会议的主要矛头是对着他来的。开会的第一天，气氛就处在极度紧张状态。如果不是桂系“剿共”大队与当地土匪勾结串通对红军驻地进行骚扰，使会议不得不几次休停几次派兵力去清扫，进而对会议的气氛起到某种调节作用，其紧张程度大有直线升级的趋势。
然而，与会者的精神并没有丝毫轻松。
这一夜，邓斌没有睡。愁多知夜长，他翻来覆去地思考邓岗在会上传达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和对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的严肃尖锐的批评，进而联想到党内几次路线斗 争——这些斗争，总是在“左”和右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歧见颇深。迷茫和惶惑像一股浓墨般的油烟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