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亦云，不袭人故智，不当“和事佬” 坦诚而正直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这正是年轻的化名叫邓斌的“小个子”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一
贯奉守的人生品格！他的秉言直谏，他的睿智敏捷，他的思辩谋断，依然展示出他那光荣绰号“小钢炮”的神韵与风采！
当他力主发展李明瑞入党的建议一提出，立即遭到一些人的极力反对——这他并不介意，他只是那么平静而沉着他说：我很愿意奉陪某同志亲赴一趟广西进行考察，同时我愿以一个党员的责任与良知作保证，这样可以不可以？！
一语即出，场面沉默了好几秒钟，无人再发话对答或节外生枝地提出什么。
讨论会的最后，化名“冠生”的周恩来作了结论性的发言：广西是适合于革命的发展，也适合于反革命势力的生存，因此要了解到，这一时期还不能怎样乐观。政治方面，要为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军阀战争这两大党的任务服 务，同时要加紧对红军政治纲领的宣传，建立经工农群众大会选举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会、农会。在军事上明确前委是军中党内的最高机关，要开展士兵运动和扩大红军，红七军兵力应相对集中，龙州亦应与百色兵力会合，以与广东、闽南、湘赣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会合的前途。
这个结论性的发言，虽然未能脱离中央当时“左”的大框框，但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和求实地分析了广西的形势，指示了广西红军今后的工作，显然与前几位发言人的风格与水平大不一样。
鉴于分管军事的周恩来作出如此结论，化名“特生”的向忠发和化名“柏山”的李立三等人也就不再发表大多异议。
邓斌认真地作着记录。当周恩来的话音一落，他抬起脸，挑起微笑的嘴角与周恩来打了个对视。
他摸摸兜，烟瘾上来了，可兜里的烟盒已空空如也。他见向忠发正坐在那里“吞云吐雾”，便走过去说：“总书记，借支烟抽。”
向忠发从兜里掏出半包烟，显得很大度很慷慨他说：“拿去拿去，这半包烟都给你啦！”
邓斌接过烟盒，抽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说：“我只借一支，其余还还给你。”
他向总书记笑了笑。向忠发也向他点头笑了笑。
中共“六大”后党内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过分地强调工人成分。向忠发(又名仲发，湖北汉川人，生于上海)曾在汉阳兵工厂当工人，后到武汉 当水手和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安排在湖北省工会工作。1926年后，历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武汉工人纠 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向忠发去苏联 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很受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 长米夫的赏识，说他“极有领导工人运动的卓越才干”，“应当在中共支部(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里担起重任”。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塞列布若 那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自己也不曾想到，他会坐上中共的第一把“交椅”，他在受宠若惊之余也不得不认为自己“实难胜任”，在实际工作中无法起到主要的决策作用。但这是一种需要，不由得他，也不由得中共，更不由得党内诸多的出类拔萃者。因为由惟命是从的向忠发担任中共总书记，共产国际的指挥棒就可任意挥舞、运用自如地特别好使。
“六大”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五人组成。蔡和森因对向忠发瞧不起，便很快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1931年3月赴香港指导广东省委工作，6月10日被英国警方逮捕，后引渡到广州，被国民党军阀杀害)。苏兆征第二年2月才从苏联归国，当月就因病去世了。于是，便由最初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的李立三，被补为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向忠发在军事上依靠周恩来决策，而在其他方面却事事依靠李立三。
由于党内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缺乏清楚的认识，就把苏联革命的经验看做可以照搬的模式，加上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强烈仇恨和对革命 胜利早日到来的渴望，致使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这一时期恶性地发展起来。
1929年春夏之间，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与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波兰人来到中国组织远东局。他们同过去的国际代表有不同：不参加中共的政治局和常委的会议，而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在会议之前或会议之后去向他们请示、报告或商议。双方很快就发生许多意见冲突，如在中共派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广西，同俞作柏、李明瑞搞统战，准备武装起义，即被远东局指责为犯了右倾错误，“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当中央代表和李明瑞率领广西警备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