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绝对不是争取群众的公开路线。故在前统治阶级队伍中做事的人，不论其言谈 如何，一二件事情的实施如何，至多只将他看做是改良主义者，当做改组派第三党一样的 反对。在目前统治阶级日益走向崩溃，群众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革命与反革命的 堡垒只有愈加紧严，才能有益于革命的进行。反革命的统治阶级利用各种各样的欺骗引 诱，以混淆革命的战线，以缓和革命的发展；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愈加坚定自己的革 命领导，才能愈获得广大的群众，一致的为革命斗争。所以现时我党在两广反军阀战争的 工作，尤其是广西的反俞、李等军阀的工作，不应与上述的路线有丝毫歧异。这不仅在口 头上接受，要在实际行动中真有反抗的斗争表现字字句句反对“俞、李军阀”和指责与俞、李合作的言词，如此尖锐而 激烈！但从《复信》的语气里能看出，这封复信不仅代表广东省委，而是受 命于中央的某一领导人的指示，句句都带有命令式——在广西，群众运动可以公开号召，三四月来，未闻特委有一件领导群众斗争的显著事 实，是群众发动不起来么？不是！在俞作柏初回广西时，有许多群众对他存有幻想，因之 发生有农民代表找他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广西特委如立即注意于此，则三四月来，我 党必早已将跃跃欲试的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形成党的基本力量，反军阀战争的群众 基础了。因为事实的相反，不容我们不恐惧到广西党部的注意力将必在彼而不在此；不要 说将群众工作放在次等的地位，便是将群众工作与军事企谋等量齐观，或是忽视了群众斗 争的发动与领导，广西党必已踏入机会主义之门，将使广西党全部工作与党的争取群众的 总路线走在分歧的道路上去了。
邓斌知道，从信中措辞的严厉程度看，这不仅是给他的到来先当头泼一 瓢冷水，而且给他来广西工作定好了“调子”！
他点燃一支烟，吸着，微蹙的眉心流露出深刻的负重之感，约瑟夫·维 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影像从烟雾中走出来：“中国革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斯大林一边吸着烟斗，一边用舒缓的语调对中共“六大”的代表们说。
那是1928年6月气候宜人的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六大”的召开，离大 革命失败刚刚一年，在这短促的日子里，中国革命走过了一段惊涛骇浪的路程。党在城市和农村的阵地遭到严重的打击，全国六万名党员锐减到不足两万人！
面对新的反革命的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带着累累伤痕从血泊中爬起来，投入新的战斗。在这摸索和苦斗中，一种新的危险——“左”倾盲动主义和 教条主义，从有的血泊中抬起了头。
他清楚地记得，“八七”会议后，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左”倾盲动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把中国革命的性 质和速度用一句话来概括，称作：“无间断的革命”。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论断的思维状态是盲从与思考。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身为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表示反对：“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指着他的鼻尖说：“你是列席代表，哪有你说话的资格！”
他们把主要希望寄予广州暴动和两湖暴动上。然而，冷酷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他们美好的愿望。广州起义只维持了三天就失败了。人们不禁要问，主观设想和实际结果为什么完全不同？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党内斗争越来越激烈。 一会儿说低潮，一会儿说高潮。这种对革命形势判定上的重大反复，反映了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也反映了形势的变幻无常。这种迷茫游移的状态， 曾使“多畏多虑”的周恩来常常沉入郁闷难抒的痛楚内省。
党，毕竟很年轻！就连那时的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也刚满29岁。能够 迈开探求的步伐，在黑暗中摸索，坚持下来就是伟大的，即使跌几个跟头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收住飞逸的思绪，特别显得极有耐心地继续往下看信——俞、李统治广西，一切政治的设施，是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的色彩的——不管在实质上能否实现其改良主义的企图，但政治上欺骗的影响确已渗入到工农劳苦群众中去了。因此，这一改良主义的欺骗影响，不仅可以诱惑群众，增加其对于统治阶级的幻想，延缓其革命斗争的发展，甚至已经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了！广西群众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同志中竟 发生有猎官做的行为，这都是广西工作中存在的很大危险！目前两广党部的指导机关，除了广东省委大体上了解中央指示的策略并相当懂得如何 应付当前的事变外，我们对于广西特委以及许多地方党部，终觉着他们有可以发生机会主义领导危险。如上边所说的群众斗争之忽视，士兵工作之薄弱，偏于军官运动，对统治阶 级的某些分子存在有幻想，这不能不说是广西党的指导机关中，已伏下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根苗。
终于看完了。 邓斌把信放到桌上，推到一边，然后抬手揉揉有点酸涩的眼窝。几双眼睛于沉默中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