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队员在前面探路侦查，两个侦察兵刚上陈家披南坡，就和敌人交了火。由于敌人势力强大，我几个队员受了重伤，习仲勋同志不幸被陈克敏打伤抓走。习仲勋利用良好的群众基础，在被抓走的半路上机智逃脱，由队员黄金荣背着隐藏在了柳林他结交的革命群众“郑四哥”家中。最后由王满堂、常生春、于德水等四、五个队员把他转移到薛家寨养伤。一九六二年，康生迫害习仲勋同志时，曾诬蔑习仲勋同志在这一时期叛变，面对当时的中央调查组，正是由于田德发、于德水、潘西顺等老游击队员的严辞作证，才洗却了这伙人强加给习仲勋同志的诬蔑不实之词。
一九三三年七月，得知王泰吉起义的消息后，习仲勋十分激动。当他知道起义失败的消息后，更是十分焦急。尽管他伤口还末痊愈，他立即带领特务队和耀西、淳化、句邑三支游击队到让牛村去迎接。当天傍晚，在薛家寨下的绣房沟，习仲勋和王泰吉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习仲勋握着王泰吉的手。真诚的说：“泰吉同志，欢迎您！党和同志们都欢迎您和抗日义勇军！”
“不容易，今天我总算回到了党和革命的怀抱里！”王泰吉激动地说。
“在目前这样艰苦的形势下。你率部起义，难能可贵。意义重大。”
“你看看，才带来这么一点人。”王泰吉自责地说。习仲勋宽慰地说：“兵不在多而在精，比起义时人数虽然少了，质量却提高了，想跑的跑了。但革命意志坚定的都留下来了。有了这个力量，咱们就好大发展了！”
习仲勋以博大的胸怀冰释了王泰吉的疑虑。两位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在日后的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由边特委书记秦武山和游击队政委习仲勋担任执行主席。会议根据抗日义勇军、红四团、耀县游击队、照金根据地的一、三、五、七、九、十一及淳化、句邑等十二支游击队等多支革命武装汇焦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各币中武装力量联台起来、一致行动的正确决定。对加强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国民党陕西警三旅五一一团孙友仁部联台周围各县民团，以张彦宁、陈克敏为前锋，向我根据池大市营一薛家寨发起联合围攻，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组织上一方面坚守薛家寨，另一方面决定部分边区领导先期撤离薛家寨。习仲勋和黄子文刚刚走到薛家寨山梁下，敌人就占领了薛家寨，游击队不得不撤出了照金革命根据地。薛家寨被敌人占领后，整个边区一片白色恐怖，敌人杀害了农民领袖、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王满堂、肃反委员王万亮等一大批革命干部。习仲勋则利用良好的群众关系，白天隐藏于深林之中，晚上仍深入到革命群众家中，做群众工作，鼓励边区群众坚定革命斗志，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开展对敌斗争。十月下旬，敌人的民团每天都要派人到根据地进行搜查清剿，边区群众逃亡很多。习仲勋不得不离开自己倾注了很多心血的照金革命根据地，经牛村河、八里庄、马恩镇回到家乡富平的南李村。在南李村，由于反动民团也在频繁清剿，他不得不白天钻进稍林里躲起来。在这里，他的干妈王俭老妈妈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老妈妈经常在半夜里将习仲勋叫回家吃饭，有时还设法弄亲白糖和猪耳朵送上山，给习仲勋补养身体。老妈妈还给习仲勋做了一身买卖人的衣服，让南来村的秦老六背上褡裢，把习仲勋的短枪和子弹装进褡裢里，扮作生意人，把习仲勋送到了让牛村、高山槐和七界石，找到了在这里打游击的从薛家寨退下来的张秀山和吴岱峰同志，重新回到了部队。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后，习仲勋北上台水县的莲花寺，离开了照金，开始了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又一革命生涯。
习仲勋的百姓情怀
一九五九年春天，正值“大跃进”运动的关键时期，时属铜川市小丘公社的照金田峪大队，为了加快“大干快上”的步伐，由村党支部决定准备购买一辆马车，来满足不断增长的生产需要。时任大队支书的老游击队员潘西顺正在外面开会，他稍加思索就欣然同意了村党支部的电话请求。他考虑到，这样不但可以加快各种工作的步伐，而且，空余时间又能背靠照金螺矿的有利条件跑跑运输，增加焦怖经济的进顶。这一年实行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特殊的产权制度，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原亲“左”的农村政策也开始出观了改变和松动。
几经周折，购买马车的大队会计和一名刘姓介绍人(原籍河南)，就匆匆踏上了东去河南购买马车的征程。事情办的相当顺利。正当会计准备交付八千元马车款时，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河南省偃师县公安局突然出现，不但没收了全部购车款。并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拘押了两位老实地道的农民。消息传回后，潘西顺十分着急，急忙给他的老领导，时任铜川市副市长的林忠保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