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前进，部分队员同车而行。一路上，大伙儿因为成绩太差而少言寡语，郁闷不乐。连日来持续低温天气，车窗外风声呼啸，原野上苍天低垂，村庄农舍一片灰蒙蒙的。我裹紧了风衣缩在车座里，努力清理着纷乱的思绪。剪不断，理还乱，对自己的采访工作顿生倦意。
以往我也有这种感觉，每当我采集的信息尽管重要、尽管稀奇、尽管令人惊愕、却十分丑陋时，我就感到胸闷烦焦，并从直觉上有点儿抗拒。一如在山西农村，凡听到老乡倾诉冤假错案，我就格外焦躁不安，觉得人生太痛苦，解脱何其难？同情生气太多偏又无济于事，反倒不如不知，知道了就难免烦闷。此刻，我在车中倦坐，思虑一番马家军服药的乱事，便对采访生了厌恶，甚至掠过一种逃避的念头。过了一会儿，我告诉自己，这是工作，要清醒细致坚强一些，可是，人不能总是靠着理性指挥生活。又过一会儿，目力所及那些广阔的田野和优美的村落，我就想，要是啥事儿也没有，去那无边的田野里游荡游荡，那该多好啊！饥渴来临，随意进一农家，掏点儿小钱，换碗大酱面条一吃，或到小酒馆悠悠喝上两盅土酒，逢着成亲看新娘，遇上出殡听唢呐，碰上庙会吃土饭，赶上顺路搭段车，日落时分住野驿，淘着古书翻一宵，唐诗曰，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有话则长写一篇儿，无话则短把笔扔……人追求现代生活，却又抗拒，人摆脱自然原始，却又回归。最好的情景应该是，社会总体现代化，个人本体返自然，世间鲜有不平事，作家云游山水间。白天游四方，晚上读书忙，体坛没有兴奋剂，文坛没有人相轻，官场没有贪心狼，男儿情场多奇遇，女流挚爱更有偿，座上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商品极丰富，艺术成时尚，金牌常增加，全民更健康，家家挥巨款，人人有理想……我是不是也落下文人空想的流行病了？有这么多非分之想是危险的。现实是，我正坐在前马家军专车的边座上，苦闷万端，方才所见那个烟柳环绕的村庄，早已从视线中退去……吕亿和王媛开始吃东西，嘴里发出水津津的声音。这两位姑娘加上马宁宁，是马家军中三位大个子，马导说她们是亚洲最珍贵的中长跑材料，并时常把吕亿和王媛领到专家跟前显示夸耀。说她们明年的前程不可限量，后年的前程大放光芒。而今，她俩却迷惘不知何去何从，令人惋惜。她们必须在即将开始的训练面前，在禁药面前，做出抉择。苹果吃完，车中复归沉寂。突然，吕亿说话了，王媛也跟上问话，她俩的声带已明显变异：“赵老师你说，像往常那样再用那些个药吧，查出来到底谁负责？出了事，将来还有人管咱吗？”
这一问把我给问住了，我很难用语言告诉她们事情的复杂性。按说，是领导、领队、教练、队员四方都有责任。而从国际国内看，受罚的、曝光的往住是运动员。可是，中国运动员包括教练员都是普通国家干部，他们哪有钱买那么贵重的药？她俩分明在为自己的前程忧虑着，过早地结束运动生命，她们不甘心，练下去，又怕不用药难以打出高成绩，倘继续用药，又怕彻底毁了自己。兴奋剂魔爪还在袭搅着她们的心灵，使她们对于下一步该往哪儿走无法抉择，陷入了困境。我不好回答得那么复杂，便沉沉地对她俩说：既然决定了，只要你们不再吃用，就谁也不用负责了。至于国家和社会如何对待被查出的运动员，从各国看，啥情况都有。咱们国家目前反兴奋剂是很坚决的。听说这一条马上要写入体育法，与过去将有质的区别。
姑娘们沉默了。
我在想，昔日铁军，却在小小的兴奋剂面前如此软弱，这样一支愁肠百结的队伍，终究会垮掉的。药魔不仅给运动员的人生造成悲苦伤害，更会对中国的体育事业造成重创。
吕亿悠悠地说：“不用药真的跑不动，稍微一跑就累得不行。”我说，再坚持一段试一试，看看能不能顶上去！她惨然一笑说：“我又想起了马导那些吓人的话，吃上药，枪子把肚子打个血窟窿还要跑！”
随队医生张琦，日子也熬得挺苦。在以往的岁月里，每当队员们心中苦恼悲痛之际，便依偎在张琦身旁，从她那絮絮叨叨中寻找一点安慰。她们亲切地管她叫张姨。其实，张琦也是一个瘦弱女性，大眼镜占了半个脸，面色永远是苍白的。她毕竟是过来人，还做了母亲，丈夫是国家射击队的名将，后来留在国家队当教练。张琦最早在丹东学医、工作，马俊仁通过省里领导，把她选到队里来做保健医生。但是，平日里给队员用药，老马并不靠她，那一套用药法因人而异，也只有与训练相结合才能奏效。她主要在队员和老马之间起调节缓冲作用，后来从感情上逐渐倾向于苦难的姑娘们。
偏偏在1994年7月，队伍上大连的时候，老马并没有带着张琦同去大连，张琦被迫与朝夕相处的队员们分手了。那一次，张琦就与队员们生离死别了一回。老马带着张琦药单换来的1000万元，扬长而去。
现在，姑娘们跑回沈阳，重新投入了张琦怀抱。张琦归队，夫妇两地分居，于是这群女性更是相依为命在一起，就像一只母兔领着一群小兔，老的小的屡受惊吓，它们对自然界的食肉动物没有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