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员一人打一支，怕我有意见。那时候他也在摸索，我们都没经验，结果那次效果相反，他给队员打过量了，反而跑不动，有的高烧不退，临到出国还跑不上去，只好临时换人。所以说，老马也有一个积累经验的摸索过程。队员不到相当承受水平，一般只能两人用一支。后来的队员强了，才发展到一人一支也照用没事儿。老马用药一惯比别人重视，剂量也偏大。”
话说到这一步，理当更加深入。
1994年9月下旬国际田联第三次飞行药检马家军始末。这些当事人战胜了怯懦，勇敢地讲出了事件真相，现综述如下：
那是1994年9月份，那次药检对我们的打击最大。当时我们正在云南高原备战亚运会，大概是9月22号吧，国际田联可能也在分析，备战亚运会，马家军可能会服用禁药，因此突然派人飞来中国，情况没整明白就上了沈阳！这太惊险了，因为前几次飞行药检，咱们正好都是调整期，本身基本没有用药，所以并不太担心，这次坏了，如果队伍仍在沈阳，那肯定完蛋了。咱们不仅正在使用EPO，也正在配合使用别的药，验尿也完全可能被查出来。当时，国际药检的人一出现，留守沈阳的人倒抽一口凉气，紧张了个够呛，幸亏这时候队伍恰在云南，说队伍不在沈阳，这就好办多了。老外还是老外，不太了解咱们国家训练的规律，扑了个空，无形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其实，这一天队伍正在火车上，好像是9月21日上的火车吧，从高原下山，北上北京。他们告诉老外说，队伍正在高原训练，不敢讲正在火车上，担心老外掉头直奔火车上查，或者直接去北京堵住查，那就又坏了大事了。老外就说，他们要去高原找队伍，咱们赶紧说飞机票有困难，一下子去不了高原，就是到了高原也不好找，连电话也不通，路不好，还得骑毛驴才能进山等等，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设法通知马家军立即动身到北京去，再接受你们的药检吧。中国这么大，老外东南西北他弄不清。要从东北到大西南，哪那么容易？老外懵了，他没办法了，只好同意回北京等候。这时，留守的人赶紧动作起来，生怕老马带着我们象往常那样，一到北京就亮相，正好撞上药检官，还是能查出来呀！得火速通知老马，到北京千万别露面，对运动员体内的药物抓紧稀释处理，隔几天再见老外，这样就查不出来了。可是人正在火车上，那时也没有用上手机，时间紧急怎么通知呢？人急了还真有办法，算计好列车运行时间，先选择一个可靠的大站，最后认为郑州站比较合适，也来得及。做了决定后，紧急设法跟火车上的马俊仁取得联系，那是太紧张了！郑州的人接到电告，刚刚赶上那趟列车通过本站，火速登车，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老马，告知老外药检飞到了沈阳等情况。本来，老马在火车上也会正常用药的，这下赶紧停药，用稀释利尿手段加紧排泄，同时服用干扰药物。一到北京，全队下车，悄悄的谁也没敢见，跟间谍一样，让车接上，人不知鬼不觉到了黄寺，住进一个小楼。经过一连串的动作，总算为老马争取了时间！四天以后，大概是28号吧，停药四天了，我们才在北京正面接受老外药检，这当然没事儿了，就这样渡过了这道难关，救了马家军。这一次对我们惊吓不小，整个破坏了老马的预定程序，缺少了药物的作用，所以打亚运会打得那么艰难，张林丽只差半步就输了！这就进一步引起了老马的思想波动。亚运会以后，突然传来消息，说游泳队出事了，老马是在一次饭局上得知的。饭前，老马情绪饱满兴高采烈，吃到半截，有人告诉了他这件事，他顿时愁眉紧锁情绪低落，饭局很沉重。此后，老马很快提出来身体不好，要求离队住院治疗。不久后又提出，先把男队交回沈阳，他不想带了。从一次饭局发展到整个时局的变化，老队员人心惶惶。男队员说走就走，有的不辞而别，人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我思绪万千又很疑虑，不敢相信这一切果真发生过。经过对多方面多人反复调查，此事还是确证不伪，我唯余惊悸不已。
沈阳虽是春暖花开，我却觉得天寒地冻，这黑土地冻的好厚实啊。
后来，我与马俊仁先生多次交谈，他并不正面否定这一切，他苦于寻找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办法。一提用药艰难，他就时时发出沉重的叹息。当弟子们终于“造反”之际，论打论骂论经济纠纷，老马尚能对弟子们做出若干辩解，唯独大家提出今后坚决不再用药，因害怕发生游泳队的悲剧而要求回家离队，老马就语言无力，思想工作实在做不下去。他反复念叨着一句话：这个事你们说的有道理啊，有道理啊！他同样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他的悲苦之心，比人们更加无奈。药魔最终给马家军造成了重创。
这支队伍兵变之后，1995年3月下旬的一天，第一次出门，从沈阳大院外出训练。汽车奔驰在漫漫沈大高速，我随队同行。北京马拉松没有打好，现在，谁都想转赴大连水上运动基地，封闭一段，恢复正规训练，然后再上高原进行强化，好在五月里下山，奔赴太原完成全国锦标赛。孙玉森、李卫民、张琦带队，我继续推进采访。跟随马家军多年的孟会全师傅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