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段子

    到北京师范大学报到的第一天，班里一位蒙古族兄弟差点儿成了名人。

    要说名人，那就有好有坏，做好的名人需要很辛勤的努力，还不见得有人记得，而做坏的名人就容易得多，烧洛阳的董卓就一举成名，修洛阳的呢，大概没人记得了——这属于废话，我这蒙古族同学显然不是坏人，正相反，他险些成名的时候正在干好事，用平板车卖力地帮女同学拉行李呢。问题是他的板车技术是在伊克昭草原上练出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林荫里的柏油马路对他来说显然太窄，而轻捷的三轮车对他过剩的精力来说又太不够分量，于是1988年初秋凉爽的空气里，一位斯文的老先生刚刚从五四纪念亭的紫藤萝下面走出来，就看见一辆疯狂老鼠式的板车迎面扑来。

    这先生虽然老，反应还是很快，见势不妙，腰一拧，闪到了一棵大树的后面，而我们那位蒙古族同学来不及刹车，一头撞在了大树上，顿时车仰人翻，老先生也吓得坐到了地上。

    这位同学迷迷糊糊爬起来，就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只见路边的、路上的老师们纷纷跑了过来，却没人搭理他，而“呼啦啦”把那毫发无伤的老先生围在中间，问长问短，恭敬异常。还好，老先生并无异样，冲着蒙古族兄弟笑笑，自己站起来，摇摇摆摆地走了。

    有一位教授模样的走过来说：“小伙子，你再加一把劲儿，今天就一举成名了啊……”

    这教授说得一点儿都不过分，那位老者就是中国民间文学的泰斗，1927年与顾颉刚、董作宾共同创办民俗学会的文豪钟敬文先生，钟先生在30年代曾经因为和鲁迅的纠葛名噪一时。这一年先生85岁，如果我们那同学真的加一把劲，给钟先生弄出个好歹，只怕想不出名都不容易。

    钟先生比较幸运，前一年，北师大门口的22路公共汽车撞倒一位晨练的老先生，一打听是北师大教政治经济学的教授，赶紧通知学校，结果连中央办公厅都紧急来人了。此人是谁？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世的最后一位代表——刘仁静。刘先生在这一撞之下与世长辞。

    开头写出这样一段，不是说北师大里到处都可以撞到钟先生这样的名人。北京师范大学里当时在世的国家二级教授，也只有钟先生一位，但北师大的确是一个名人比较多的地方，而这些名人都带有一种朴素的风格。在北师大里看见启功先生带着几个学生说笑走来，那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惜，现在看不到钱媛先生了，这位风度翩翩的外语系教授最能让人体会到什么叫做平凡中的亮丽。当然，谁也想不到这位令人尊敬的先生，还会施展艺术手段，画她父亲钱钟书如厕，并顽皮地题为“室内音乐”。

    北京的大学多，盛产名士的大学也多，而北师大的名人，带有独特的淡泊和出世味道。翻开北大的学报和北师大的学报，可以看到鲜明的不同，北大的学报充满锋锐和探索，如同清晨激越的号角，而北师大的考据与文化则显出一种对现实的疏远，仿佛黄昏中的古筝。据说早期的北师大并非这种风格，它的前身之一是学生运动十分激烈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那篇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就是为了纪念死难于“三一八惨案”的北京女师学生而作，对了，鲁迅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当年的教授之一。教授里比他激烈而又理智的也有，比如李大钊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的正式宣传中，总是强调自己“光荣的革命传统”，然而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我的感觉，正式成立北师大以后，它的校风一直就比较恬淡——当然这是指的教授们，学生则特别激烈，其原因后面还要讲到。北师大教授中名人固然不少，但多远离军政两界，民国期间勉强出了一届组阁的翁文灏，办个“好人政府”，还因为外行，没多久就倒了台，这个与能够产生一流名将孙立人的清华大学等校无法相比。究其原因，这些教授们要么是食古不化的清流，像诸葛亮说的“皓首穷经”，要么是官员落魄，像里面的汪先生，总之，一班致力于办教育的知识分子，肯定会缺少政治色彩。这其中，1952年和辅仁大学的合并，以及北师大著名的老校长陈垣大概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辅仁大学是教会学校，对军政都不敏感，而陈垣先生是著名的“鸳鸯蝴蝶派”成员，校风因此而更加绵醇是可想而知的。

    绵醇的校风并不代表北师大的教授们骨头不够硬。卢沟桥事变以后，北京师范大学举校西迁，千里跋涉，师生退入西安和汉中，在日寇炸弹爆炸声中再开讲义。中文系主任钱玄同因病留在北平，拒绝汉奸劝诱，直至贫病而死；曾因为执行反动教育政策为鲁迅唾骂的女师校长杨荫榆在苏州抗议日军暴行，被杀害于盘门外吴门桥。

    北师大的教授和学生有着不同于其他院校的朴素，也自有它独特的原因。曾经有一个阶段，谈起教育部所属高校，最为出色的便是“北人清师”，北京师范大学能够和其他三所院校并列，是一个莫大的光荣，也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因为其他三所院校都有不同寻常的背景。清华和北大是中国教育界的泰山北斗。人大是“党的亲儿子”，陕北公学出身的“红色最高学府”。北师大依靠什么能够跻身其间呢？它有一个难得的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