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归还之后仍旧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
当顾维钧反驳说1915年的条约乃是胁迫所致，而1918年的换文是根据前约而来时，威尔逊不以为然的反问：“前约虽然是胁迫，但日本在后约中并未强迫，为何又‘欣然同意’呢？”顾维钧一时语塞……这该死的小日本不但敢于威逼胁迫，而且他们的利诱也很强大啊。当时就是为了贪图那两千万的借款，这才饮鸩止渴的！
这时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过来帮腔，问中国到底是愿意接受这个“最佳方案”呢，还是愿意遵守之前的中日密约。当陆征祥和顾维钧表示这两个方案都无法接受时，威尔逊又打起了太极拳，称此事不好解决，不如等成立了国联之后再做打算，此次和会就按最佳方案算了。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也随声附和，他们自知心中有愧，未等中方代表再做申辩便匆匆宣布散会，跑了。
弄了半天，一向被认为是光明正大的“国际大好人”威尔逊威大总统，原来也是个银样蜡枪头……“威大炮”是也！
4月30日，在没有经过中国代表同意的情况下，巴黎和会最高机构对山东问题做出最后裁决，承认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即《凡尔赛和约》的第156、157、158条）。至于日本须将山东权益交还中国的问题，日方只肯做口头承诺而反对在和约中明文规定，因此这三个条款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
中方代表在得知这一最后裁决后，在5月4日向和会提出了强烈抗议：“三国会议为了维持和会不至破裂，竟然以中国为殉葬品。中国的命运因为渐入国联的缘故，反而要成为国联的利益交换品。这种不信不义的处置，实在万难承认！”
但是，列强们对中方的抗议置若罔闻，他们仍旧在5月6日按照原计划公布了《凡尔赛和约》，由于当时加入新成立的国联必须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二难中做出选择：要加入国联的话，就必须签字；不签字就不能加入国联。由此，中国在此次巴黎和约上的外交，已经宣告完全失败。
至为荒唐的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标榜“公理、正义”的和会上竟然被以战败国对待，真是在国人头上狠狠的浇了一盆凉水。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心啊，这次真的是很受伤，哇凉哇凉啊……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公理”？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的惨败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和会仍旧凭战力，公理岂能敌强权？”
所谓“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在谈判桌上声音的大小，往往是由其拳头软硬来决定的，你一个穷国弱国小国，就算你喊破了喉咙，又有谁会理你呢？
在得知中国外交失败后，《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名叫《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短文：“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即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说到最后，陈先生不免叹道：“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