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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了。既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自然也在被邀之列，民国政府也是兴高采烈，随后便派出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专使团，成员包括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另外还有驻法公使胡惟德、驻丹麦公使颜惠庆等欧美派外交家提供后援，阵容不可谓不强大。
在临行之前，大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与段祺瑞等人都对专使团寄以了厚望，希望能借此和会之机，取消德奥两国的在华权益、撤退各国在华军警、裁撤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关税自主等正当要求。
美国的威尔逊总统不是在“十四条”宣言中说了吗，这将是一次公开的、和平的大会，并要组织国际联合会来维护世界公道……多好的构想，多美妙的蓝图啊！
不仅如此，威总统还多次通过外交部门照会民国政府，希望中国在和会中与美国通力合作。既有威大总统的保证，事情岂不是好办得多。但兴奋归兴奋，国人此时却更应当施以冷水浇背、饮冰凝思……国内的和谈都这么艰难，那国际的和会又岂能一帆风顺？
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会议公推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为主席，美国国务卿兰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总理奥兰多、日本侯爵西园寺四人为副主席；另外，由英美法意日五国各派代表2人组成十人委员会，作为和会的审议和决策机构。至于大会的代表名额，也是按大中小来区分：大国5席、中小国1至3席……中国分了2席。
当中国代表满心盼望和会能处理“撤军、关税自主”等正当要求时，那些大国却说此等要求与和会无关，须另开会议再议。1月27日，当五大国在讨论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处置问题时，日本突然提出要承袭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坚决主张不把山东问题划入讨论议题，意图由日本独占原德国的权益。
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十人会”便临时通知中国代表前来陈述意见。陆征祥等人得知后十分诧异，因为日本曾经多次表示要将青岛还给中国，何以突然出尔反尔，要独占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呢？
说起山东问题，此事却说来话长。早在1897年，山东曹州发生了一件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士给打死，结果德皇威廉二世立刻点派远东舰队，杀气腾腾的直奔山东半岛，一上来，二话没说便把胶州湾一带占住，随后又借口教案问题强迫清廷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德国由此获得了租借胶州湾99年、胶济铁路的铺设权及其铁道沿线30里内的矿产开发权等项权利，山东也就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一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一举夺下由德国人经营了近20年的青岛和胶济铁路，俨然以新主人自居。在洪宪帝制前，日本突然抛出“二十一条”，并以决裂的姿态逼迫袁世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此事一经公开，举国哗然，世界为之惊诧，但此时因为欧战正酣，英、法、意三国为争取日本的支持，竟然私下达成谅解。“二十一条”中的山东问题条款及其英、法、意三国与日本私下达成的谅解，便是日本代表提出继承德国权益的重要理由。因此，在日本抛出此论调后，英、法、意三国自知心中有鬼，也就缄口不言，不肯因为中国而开罪日本，唯独美国代表对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的阴谋表示不满（他们乃是竞争对手），还肯“仗义执言”，为中国说几句好话。
中国代表原本对和会极其乐观，未曾想到会有“山东问题”这一麻烦事，一时也慌了手脚。细论起来，日本若提“二十一条”，中国代表尚有“情势逼迫”之理由相抗辩，但看到英法意三国与日本的私下谅解，却是惊诧莫名，因为这显然是秘密外交，与威尔逊总统说的公开外交相悖嘛！
日本代表自以为有英法等国的默许，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自然不再话下，他们在听了中国代表对抗抗辩后，反含讥带讽的说，日本为铲除德国势力出力不少，牺牲甚大，中国又做过什么呢？不过派几个工役、挖几条战壕、运几斗粮食，如何能与日本的贡献相提并论？如今德奥租界尽已归还，中国所得利益已经不小，如何还要争回青岛，岂不是自不量力，妄加请求？不睬也罢！
在美国代表的转圜下，十人会再次休会，并允中国代表另定时间陈述理由。事实上，在来巴黎之前，陆征祥曾在日本做过短暂停留并拜会了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内田当时也表示，要按之前的声明将山东权益交还中国，唯照法律手续须等日本向德国取得后，再行交还中国云云。但这次和会后，日本代表绝口不提交还一事，唯独坚持要占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这才让陆征祥感到事态严重，不容小觑。
随后，陆总长便召集专使团代表会议，讨论问题的解决办法。经商议，代表们决定由顾维钧出任主陈述人，向“十人会”表明中方态度和抗辩理由。顾维钧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著名法学教授古德诺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被当时的内阁总理唐绍仪所赏识并当上了唐家的乘龙快婿。在专使团中，顾维钧虽然是最年青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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