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人来治理本省，具体体现便是由本省人来做本省的都督，如黎元洪做湖北都督（黎为湖北黄陂人）、阎锡山做山西都督（阎为山西五台人）、李烈钧做江西都督（李为江西武宁人）、谭延闿做湖南都督（谭为湖南茶陵人）、陆荣廷做广西都督（陆为广西武鸣人）、胡汉民做广东都督（胡为广东番禺人）等等，诸如此类。
民国初年，南方民党推荐参加革命的原广西布政使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结果引发了袁总统世凯和唐总理绍仪的一场冲突，弄得最后，唐总理被逼挂冠而去，未尝不是“直人治直”思想所导致。南方民党的推荐理由很简单，王芝祥是直隶通县人，由他出任直隶都督理所当然。唐绍仪对此本已答应，但直隶是什么地方？袁世凯岂能容忍卧榻之侧来个革命党做都督？此事闹得不欢而散，不待智者而知之。
“湘人治湘”及其类似的理念，其实是各省自治的初级阶段，后来还扩展成“联省自治”的高级阶段，其滥觞便在于此。
与“湘人治湘”类似理念同等出名的便是“军民分治”。所谓“军民分治”，就是要将各省的军政事务与民政事务分开，一来防止军阀专权，二来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在前清的时候，各省的总督巡抚是兼管军事民政司法狱政的，后来清末搞什么统一军权，把各省都督巡抚的军权收去，结果总督巡抚控制不了各省的新军，这其实也是清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理论上说，清末统一军权的政策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操之过急，结果辛亥革命一爆发，各省新军各行其是，把老的总督巡抚赶走，自己做督军。君不见，民国初年的各省新贵，那些新军的将领是何等的年青，譬如蔡锷、李烈钧、阎锡山等都督，他们当时也不过就三十出头，倘若不是武昌起义的机缘，如何能发生此等不可思议之事？以他们的知识、阅历及能力，又有何德何能，能治理数千万人口的一省之大呢？像阎锡山这样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民国建立后，各省大权均集中在都督手中，这对中央政府统一政令自然不利。于是，袁政府也就接过前清的政策，打出“军民分治”的旗号，要将各省都督的权力分离，也就是在各省分设省长和督军两职，省长管民政，督军专任一方安全，彼此分工合作，又有所牵制，而中央政府也可借以统一政令，防止地方军阀的危害出现。
不管是口号也好，理念也罢，“湘人治湘”和“军民分治”都可以说是好东西，但中国的问题往往在于，东西是好东西，但执行起来却走样变形，其中的问题出在哪里？关键还在于人的私心掺杂其中，弄到最后，好理念、好政策都要变成歪经。
这不，谭延闿说“湘人治湘”，段祺瑞便提出“军民分治”，理由是谭延闿文人出身，不谙军务，理应辞去督军而专任省长；至于督军一职，则由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傅良佐来出任。傅良佐原本就是段祺瑞的学生和跟随多年的亲信，这次得以出任湖南督军，老段特意解释说，傅良佐乃是湖南乾城人，回老家署理督军一职，岂不是“湘人治湘”和“军民分治”的完美结合？一石激起千层浪，谭延闿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因为大家都知道，傅良佐虽然原籍湖南，但他是生于北方、长于北方，说的北方话，吃的北方饭，当地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是湖南的。因此，说傅良佐回老家当督军是“湘人治湘”，实在是过于牵强。但是，谭延闿又不能公开违抗中央军令啊，于是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西南军阀的身上。对于老段派傅良佐督湘的目的，南方的大佬们陆荣廷、唐继尧等人当然是心知肚明，他们也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因为一旦傅良佐拿下湖南，下一步就可能要进军西南，实现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梦想了。
在危险面前，西南的各军阀们立刻联合起来，他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兵入湘支援谭延闿。但是，西南军阀毕竟山高路远，而且内部也不甚统一，虽说要出兵，但只听雷声大，却不见雨点下，倒是段祺瑞那边行动迅速，先是傅良佐在8月下旬即动身南下，准备前往湖南赴任。按说，去湖南本应该走京汉线，但傅良佐却绕道津浦路，先去南京拜见江苏督军李纯，随后又溯长江而上，到武汉拜会湖北督军王占元。很显然，傅良佐此举是为了争取直系军阀的支持。
说起北洋时期的军阀，实在是名目繁多，令治史者和读史者头疼不已。但大体而言，在清朝覆灭后，北方除了新军将领出身的阎锡山盘踞山西自保门户外，长江以北基本属于北洋系的控制范围，长江以南则是民党的势力范围，但民党也有派别，可分为革命党（如胡汉民之于广东、李烈钧之于江西）、原新军将领（如蔡锷之于云南，唐继尧之于贵州）、旧派势力（如谭延闿之于湖南、陆荣廷之于广西）；二次革命后，北洋系的势力扩展到长江以南，将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纳入北洋的范围之中，而西南五省（两广、云贵、四川）也噤若寒蝉，屈从于袁世凯的威势之下……袁氏当国的这几年，也是民国时期难得的统一时期。
袁世凯死后，各级军阀又活跃了起来，首先是西南五省乘护国军之余威，藐视段氏中央；接着是奉系军阀张作霖隐然崛起，雄踞关外；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