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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党籍恢复了，工资级别恢复了，政治待遇恢复了。但是，她的“历史问题”仍然留下一条尾巴。这个不屈不挠的老太太并不善罢甘休。
1980年12月，她在填写干部履历表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一栏时写到：“（一）1979年中央组织部审干局负责复查我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遵守党章规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我曾几次书写材料，详述历史事实和理由，要求维持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所作的结论，并且表示，不能同意作协复查办公室的意见：维持1956年中宣部党委会的结论。我还向审干局提出，在个人和组织上意见发生不一致时，按照党章规定，要求把我的书面申诉同时呈报上级审批。至今我不知道中组部审干局是否这样办过。我的申诉是合理或是错误，至今也未见到批复。（二）中组部审干局报送中央维持1956年结论的意见，既经中央审批过了，党员自然应当组织服从，当如果中组部审干局报送中央审批时，并未把我的申诉材料同时上报中央，则我保留向中央继续申诉的权利。”
对此，中组部审干局答复：“丁玲79，12，21申述材料已上报中央。”
1981年，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王中忱、尚侠，写了一本《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内第一本丁玲研究专著。他们的老师蒋锡金，在抗战时期曾经同楼适夷、老舍一起编辑过《抗战文艺》，通过这个关系，他们找到了楼适夷，请他写一篇序言。楼适夷爽快答应了，1981年12月写了《美丽的心灵——序〈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一文。文章写就，楼适夷很想能够在报刊上发表一下，就在1982年1月12日给《文艺报》的老友孔罗荪写信说：“罗荪兄：刚写了一篇短文，想在《文艺报》发表，可用与否，请提前一阅，于一二周内示复，以便不用时我可以投寄他刊。”1月16日，孔罗荪在信上批道：“文章我已看过，请送冯牧同志阅处。”1月21日，《文艺报》的唐达成给张光年写信请示说：“送上楼适夷同志写的一篇关于丁玲同志的文章。此文是他交给罗荪同志要求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我请冯牧同志看过，他指示送上请您审阅。此文我们觉得有不少溢美之词，而且涉及到一些历史事实，不知他所述是否妥当，所以需要审慎对待。但他本人要求《文艺报》发表，我们应如何回复他，也很费斟酌，请您审阅后，给我们以指示。”
同日，张光年批复：“冯牧、罗荪、二唐同志：楼文涉及某一段历史事实，与中央对她的结论直接抵触，不宜发表。此点是否通过罗荪同志告诉作者？请冯牧同志考虑。”
这个批复，代表了当时文艺界领导人对于丁玲历史问题的普遍观点。
历史结论的彻底解决，是在四年之后。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起了关键性作用。
丁玲和李锐同是湖南老乡，先后在长沙岳云中学读过书，又一起在延安《解放日报》共过事，关系比较熟。1933年丁玲被捕后，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丁玲的、沈从文的《记丁玲》，李锐都仔细读过。1941年在《解放日报》，李锐是国内版编辑，丁玲是文艺栏主编，同在一个窑洞里办公，天天见面，闲谈的机会很多。有一天，他们谈得很晚，丁玲详细谈了在南京被软禁和出逃的经过。后来两人同被打为右派，都去过北大荒，1979年以后又同住一幢宿舍楼，来往也比较多。有一次，李锐到丁玲家里，看到一幅丁玲的半身油画像，当即吟诗一首：“北大荒人十二冬，惯听雪夜白毛风。三千白发何须问，掏出心肝依样红。”
1983年8月初的一天晚上，陈明同丁玲一起，到李锐家里串门，被大雨隔在那里，便多坐了一会儿。李锐过去对于丁玲的历史问题不大清楚，这时便详细询问。他认真听完了，说既然对于过去的历史结论不同意，可以写一份详细材料给中组部，再次申诉嘛。李锐是支持丁玲申诉的。但是中组部在讨论丁玲历史问题的结论时，分歧很大。为了慎重，9月28日，中组部干审局何载、张冀人两位同志来到丁玲家里，详细向她了解在南京的情况，并请丁玲补充这方面的材料。此后，陈明查阅了大量资料，并亲自执笔，帮助丁玲写了补充说明材料，10月24日送交何载同志。
为丁玲彻底平反，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1984年1月21日下午三时，胡耀邦约见李锐，前一天，李锐在拟定第二日谈话提纲时，最后一个问题是“谈丁玲事（中组部拟为丁玲彻底平反）”。胡耀邦早在1979年春天就说过：丁玲的历史结论应该坚持1940年中组部的结论。那时他是中宣部长，现在他是党中央总书记，他的意见举足轻重，甚至可以拍板定夺。
中组部在认真听取了丁玲的陈述，查阅了档案材料，并做了大量调查工作的基础上，于1984年3月作出《关于对丁玲同志申诉的复议报告》，上报中央书记处。报告说：“一九八三年八月丁玲提出申诉，要求撤销一九五五年作协党组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报告，补发平反改正这个问题的通知，以消除影响；对历史上被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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