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下午给中宣部部长提意见的会上，戈扬也因为《文艺报》的一篇文章，对周扬提出批评。5月的最后一天下午，在机关召开的非党同志会议上，杜黎均“大胆地批评了周扬同志，会上的意见非常尖锐”。
在5月17日的整风动员大会上，党组书记邵荃麟做报告时突然宣布，“1955年对丁、陈的斗争过火了，要重新处理”，“丁、陈反党集团的结论站不住脚”，“丁、陈反党集团这顶帽子应当去掉”，“这个问题要在整风中解决”。党组书记的突然表态，在会场中引起很大震动，使人大感意外。会后黎辛去问邵荃麟：丁、陈重新结论的问题还没有向中央请示，这么说合适吗？邵荃麟告诉他，这是在周扬家里研究过的，他自己没有参加1955年的党组扩大会议，不很了解情况，周扬让他这么说不好不说。
不要说黎辛，就连刘白羽、郭小川也感到突然，事后他们两人给邵荃麟提了意见。后来在反右中间8月13日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邵荃麟检查自己在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说：虽然这是经党组通过，但是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宣布，这是不对的，这就是温情妥协。
周扬急于要邵荃麟在大会上表态，既为的是作协党组争得主动，也为了他自己能掌握主动。因为群众对丁、陈事件提出的尖锐意见，已经引起陆定一的重视。陆部长要亲自出面，解决丁、陈的甄别问题了。
5月25日是星期六，下午两点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机关整风和丁、陈问题，具体内容不详。但就在前一天，中宣部主要负责人找中国作协党组负责人，很仔细地研究了丁、陈的问题，郭小川日记中这样写着，24日上午，“周扬处来电话，要荃麟、白羽和我十时到陆部长处，我们先在白羽处谈了一下昨天政治局会议的内容。十时到中南海，陆定一和际春两位部长谈了很久的丁、陈问题。”一直谈到12点多。下午郭小川“又与周扬、荃麟商量了一下明天会议的内容和讨论丁、陈问题的步骤。”
5月24日中宣部的会一定很重要，因为是陆定一亲自出面召开的。中宣部先后召开讨论丁、陈问题的会，大小不下几十次，陆定一只出席过寥寥三五次，但凡有他出席，必定讨论重要问题，决定重要事情。会议时间不短，开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陆、张两位部长讲话，谈的又都是丁、陈问题。会后周扬找作协党组负责人，一定是研究如何贯彻陆定一的指示。陆定一究竟做出什么指示？我们认为，就是在这次会上做出决定，要作协党组公开承认在丁、陈问题上的错误，并且主要由周扬出面来承认这个错误。因此，这是一次决定丁、陈命运的会议。
这也是一次关系着周扬命运的会议，是关系丁、陈和周扬之间较量的会议。这场较量从远了看，在延安时期就初见端倪，从近了说，1955年秋天的党组扩大会上激烈爆发。但从那时以来，周扬的心里一直不踏实，时时地打鼓，犯嘀咕。因为，第一，定案的那些事实未经认真核对，许多都经不住查证，所以“反党集团”这个帽子是顶纸帽子，大风一吹就摇晃，就要掉下来，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但对谁也不能说；第二，以他和丁玲的关系，以他对丁玲的印象，他未必愿意看到丁玲被搞得那么惨，毕竟有多年共事的感情，他们也曾很好地合作过。由于这两条原因，这一年多来他常常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有时有一点得意，有时有一点歉疚，有时有一点自责，有时甚至有一点害怕。他不是没有考虑过给丁、陈甄别的问题，这一年多来他多次考虑过，但是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打消了念头，这也有两个原因：其一，丁陈一案木已成舟，事实既成，是他周扬的功绩，翻了丁陈的案也就否定了他自己，给他抹上极不光彩的一笔，大失身份，大丢面子；其二，他深知丁玲的脾气丁玲的厉害，她受了那样大的冤屈陷害，一旦翻过身来不会轻易作罢，一定要追究责任弄清是非，而他自己也的确有些“小辫子”。此外，此案涉及到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中央又发了文件，甄别平反决非他的能力所为。因此他没有退路，只能将错就错，硬着头皮往前走。
陆定一的决定让周扬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这时他要考虑：怎么样面对丁陈面对群众，怎么样比较体面地来收这个场。所以陆定一开会的当天下午，他就召集邵荃麟、郭小川等人，商量明天作协党组会上如何传达，商讨为丁、陈甄别的步骤如何走法。他十分地紧张和焦虑。
5月25日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传达了陆定一的重要决定，此后便开始筹备重新讨论处理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
整风开始以后，一次，丁玲给李之琏打电话，提出现在集中力量整风，个人问题（指复查丁陈反党集团问题）我想暂时不提，整风以后再议。李之琏在电话中答复说：在整风中解决你们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上边有了这个态度，丁玲和陈明心里有底了。他们认为，作协党组搞的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整风就是要解决作协党组的这些问题。于是，在大好形势下，他们也开始行动了，要发动那些同情他们的群众起来说话。5月28日丁玲在支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