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却又无论如何无法回避。我在书中尽量采用当时《人民日报》对于卢郁文事件的公开报导，尽量写得客观，全面反映当时对于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的各种看法。
由于卢郁文先生已经故世，我在一九八九年曾通过民革中央希望采访卢郁文亲属。民革中央告知了卢郁文之子卢存学先生的在广西桂林的通讯处。我曾给卢存学先生去信，他于一九九零年一月九日复函，寄来卢郁文先生简历。我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中，引用了这份简历。
《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出版后，尽管他已经调离桂林，迁往广西北海，但是也很快知道了。他于一九九六年二月一日给我来信及贺卡。他在信中写道：
顷闻您的纪实文学大作《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业已问世，因北海市地处偏远，文化滞后，书店未见此书，未能拜读为憾。
尚记十年前我在桂林民革工作时，您曾通过民革中央与我联系，索要家父卢郁文先生资料，并说将趁出差云贵川之机去桂林一晤，惜未如愿。据朋友说，您在这部书中提到了我，并用了我当初提供的资料，急切想读之愿望无日可遏，敬希惠赠该书一册，以了此愿并慰先父在天之灵。
我几乎拜读了先生全部的纪实文学作品，对先生创作态度之严谨，客观，搜集材料之全面、翔实，采访之深入、艰苦以及文笔之流畅、朴素极为钦佩。您为中国人民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做了很多大好事。我认为，您的着作对研究中国的当代史、党史是极有参考价值的材料，作为参加工作已四十七年，在“反右”浪潮中被卷入水底的我，感受尤深，以上绝非奉谀之言。
一九九六年三月五日，卢存学先生再度来信：
“来函及所赠《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分别于春节前春节后收到。感谢您及时的回复和信中表示的关注。
“我发信后数日，从朋友处先得了一本此书，怀着一种极其迫切和复杂的感情，匆匆读了一遍，有时至深夜。您的书把我带回了近四十年前那个乌云翻滚的‘不平凡的春天’，作为在那场风浪中父子二人截然不同的两种遭际卷入水底的一方，不胜唏嘘，感慨万千，在这封信中我不可能向您一一诉说，如有机会和缘份，我愿和您促膝长谈。”
卢存学先生深刻地指出：
“你的书中涉及了‘右派’全部‘摘帽’和后来的几乎全部‘改正’，但没有说到在六十年代初摘了几批之后，有相当一大批人一直无人管，帽子从一九五七年戴到一九七八年，仅次于无期徒刑。判无期徒刑的人，有案有判决有人管，可以减刑可以假释可以保外就医，而戴帽二十余年的‘右派’，实际上被剥夺了工作权、被选举权、迁徙权、婚恋权（谁肯谁敢跟‘右派’谈恋爱结婚？《天云山传奇》的故事毕竟凤毛麟角）。如果……恐怕这些人真的该‘永世不得翻身’了！拿人的命运这样随意糟踏，怎不使人心栗心寒？‘反右派’搞了几十万人还不过瘾，再来‘文革’，搞他个几千万上亿人，搞到‘濒临崩溃’‘全面内战’……难怪章伯钧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到了’。你说‘没有“反右派运动”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确实是这样。但是其中的理论、路线上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怎么会有这样适合迷信、野蛮、疯狂、残酷、排外、非古的毒菌生长的土壤，不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传统意识根源的吗？”
卢存学先生还指出：
“中国人因可怜而丑陋，因丑陋而更加可怜，应该到头了！我们应该学会思考和辨别。
“我希望你在着述的同时，也成为一位历史理论的探索者。这方面的学术理论工作要有人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