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已改为‘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吗。我叫这小东西不要唱，爸爸听到会难过的。她偏不听话，还要唱。”
妻子说着说着，她的泪珠竟克制不住一滴滴落下来。这时我感到袭击我的是妻子对我体贴入微的蜜情深爱，我也情不自禁地紧偎着她饮泣起来。孩子们张大着小眼望到爸爸妈妈相互饮泣，用手绢互擦泪水。咪咪反而止住哭声拉着妹妹紧紧靠着妻和我，拉着我和妻的衣角说：“爸爸，妈妈不要哭了，我和妹妹都不哭了。我一定听妈妈的话，不唱歌了。”
他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他的历史被颠倒，居然成了“历史反革命”！
这样，他在一九五八年被上海黄浦公安局逮捕入狱，押送安徽劳改。作为“右派”加“历史反革命”的“双料分子”的他，蒙受了双重的屈辱。
他直至一九七六年才回到上海，一九八零年终于平反昭雪。他在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五日致笔者的信中，深刻地说：
“雨果在里说：‘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了黑暗，罪恶便从黑暗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回顾我的人生历程，我心中充满的不是黑暗而是光明。然而却遭遇妻离家破、骨肉分离的不应遭遇的厄运。难道犯罪的是那制造光明的人？这在我思维逻辑上实在弄不通……”
吴祖光、新凤霞、公刘来信祝贺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作为影片《大闹天宫》的编剧，我在北京长城饭店出席了影片《大闹天宫》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我见到了著名“五七战士”、剧作家吴祖光先生。正巧，我的手提包里还有一本《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便送给了他——因为书中有一节专门写他的“五七悲歌”。
二月六日，吴祖光先生和夫人新凤霞给我来信。信中说：
谢谢你那天在长城会上，送给我的书，前夜回家，看见一封读者来信，正巧也是谈到读了你这本书表示对我的同情，说明你的影响之大，我十分感谢。
有很多事情你不可能知道，“反右”及“文革”之难，我家受害最惨的是我妻新凤霞……另邮寄上《我与吴祖光》一书可作参考，相比之下，我所承受的要比她轻多了。
……
你的写作可以澄清这一代颠倒事非的历史，有功后世，功德无量，衷心敬佩。
吴祖光先生还给我转来读者百明写给他的信。读者在信中说：
近日看了一本叶永烈写的书《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其中第十五章《艺术悲歌》一节有您的介绍，说您一九一七年生于北京，江苏武进人士。一九四一年因写话剧《风雪夜归人》而广受赞誉。一九四五年您在重庆主编《新民报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谭》时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后在“反右”中被错误打成“小家族集团”的“统帅”。那些批判文章简直是一派胡言，其中最不能理解的是受人尊敬的老舍（舒庆春）先生为什么会对您写那些无聊、尖刻的文章。后来您被送往北大荒监督劳动，一九六一年摘掉“右派”帽子，但在“文革”中又被扯进了所谓的“二流堂”，太冤枉了，您一生多坎坷，今年过了春节，您将八十大寿了，祝福您健康，快乐，安度晚年。
老诗人公刘在一九五七年也是“五七战士”。他在读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之后，在一九九六年十月五日从安徽致函笔者：
“的确，这是描绘反‘右’全景的开山之作。
“我打算写一部个人‘加冕史’……”
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沂，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给笔者打来电话说：
“最近，看了你的《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我也是‘右派’！你把这段历史写下来，很有意义。
“这些历史，如果不写下来，慢慢的大家都忘记了……一九五七年，我在部队工作。毛主席曾在三次讲话中，称我是‘左派’。可是，后来我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中，有一节专门写梅朵、姚芳藻“右派夫妇”。我准备送书给他们，事先给他们去了电话。姚芳藻马上说：“我已经听说你出了这本书。据说，书中有四页是写我们的，谢谢你！”可见，他们的消息相当灵通——“五七战士”之间，很快就“通报”消息。
山东淄博的一位“五七战士”，从外地“右友”那里得知出版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这本书，可是淄博买不到。他给笔者来信，说自己当了二十年“右派分子”，极想一读。笔者马上给他寄去了一册。
前宁夏文联副主席戈悟觉先生虽不是“五七战士”，但是他来信说：“我在看一书，材料翔实丰富。蓝翎的事情可以补充进去的。”
我以为他的意见很好。蓝翎原是向俞平伯挑战的两个“小人物”之一，但是在一九五七年也成了“五七战士”，确实很值得写一笔。
卢郁文之子关注这本书
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中，曾用了许多篇幅写及了卢郁文先生。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