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人白眼，处处矮人一截，低人一等，成了“监督劳动”的对象，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对象”。虽说在当时的上海，“师傅”是对年纪稍长的人的很普通的称呼，而陈忠兴是正儿八经的师傅，厂里却再也不许年轻人喊他“陈师傅”——因为“右派分子”是不能称“师傅”的。当然，更不能称“陈忠兴同志”了。
陈忠兴的工资从每月一百零五元四角的七级工，一下子降为五十七元五角的三级工。他上有双亲，下有三子一女，生活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原本是家中的顶梁柱，如今这顶梁柱倒了。
他的妻子是女工，在一九五六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已经被列为中共发展入党对象。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妻子也就无法入党了。家庭重担压到了妻子肩上，妻子的头发过早地白了，成了“白毛女”。
在百般无奈之中，陈忠兴把女儿送给了别人。
陈忠兴本来就够不上“右派分子”，所以在摘“右派分子”的帽子时，他完全可以列入第一批“摘帽名单”。可是，他却没有“摘帽”的“荣幸”，反而被送往上海青浦农场劳动教养。
内中的原因，是他在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时，又挨了一棒。
那是在“大跃进”高潮中，厂里的青年工人“敢想敢干”，提出要制造“思想车床”。所谓“思想车床”，就是你的脑子里怎么想，车床就“自动”地怎么做。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工人，陈忠兴自然对这种“思想车床”摇头。于是，他被扣上“对技术革命泼冷水”的罪名。他本来就是“右派分子”，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时，他又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加以批判……
陈忠兴被送到上海青浦县青东农场劳动教养达两年之久。
陈忠兴想不通。他在极度孤独、苦闷之中，精神失常。他甚至几度想自杀。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六日，陈忠兴终于结束了劳动教养生活，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回到厂里。可是，他的工资竟被降为每月三十九元——据告，他从农场回到厂里，算是新工人，而新工人的工资是每月三十九元！
他在一份旧报纸上看到“反右派运动”的总结报告，上面提到在工人之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他据此写信向上申诉，却被说成是“右派翻案”。
不久，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发表。毛泽东在诗中写道：
陈忠兴又一起找到“理论依据”，因为毛泽东歌颂孙大圣，这表明他在一九五三年读报时所说的那些话没有错。
可是，陈忠兴的这些“学习体会”，又有什么用呢？
在“文革”中，陈忠兴又吃足苦头，因为是“摘帽右派”而遭批斗、抄家。
他的双亲在“文革”中含冤而逝，他却连追悼会都没有资格主持，只得请他的妹夫出面，因为他的妹夫是中共党员。
他在工作中一直认真、苦干，从未听见过一句表扬。但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一九七七年，他破天荒在全厂大会上受到表扬，称他“同志”，使他激动万分。他感到“天要亮了”！
也就在一九七七年，他的每月工资加了五元，年轻人也叫他“陈师傅”了。他的心情变得舒畅。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党支部书记对陈忠兴说：“恭喜！恭喜！”他以为一定是他的“右派”冤案得以平反，而党支部书记却告诉他，恭喜他被提升为技师。厂里给他贴了红榜，这是从未有过的。
终于在当年十二月十五日，厂里开大会，宣布为陈忠兴平反“右派”冤案，恢复原工资。
陈忠兴在欣喜之余，不由得长叹：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二十个春秋，人生的黄金岁月，在“右派”的阴影中度过！
如今，许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反右派运动”。陈忠兴说，一定要让年轻人们知道一九五七年“左”的劫难。他一再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后，再也不应该发生像“反右派运动”这样的苦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