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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笔者刚刚采访了沙文汉夫人陈修良，翌日，家里响起了门铃声。开门一看，是一位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他消瘦，一头白发，说是已经把一书看了两遍，打听到我的地址，所以前来寻访。
我请他在客厅坐下。他说自己当年是“右派分子”，吃了二十年的苦，现在看了一书，才恍然大悟。
他说，书中引述了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全文。他还是头一回看到这个《通知》。他是一个工人，按照中共中央这一文件的规定，在工人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可是，他却在这一文件下达后的一年零二十五天——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被划为“右派分子”！
他长叹一口气，如果在当时他看到这一《通知》，那就不会吃那么多年的苦头了！
他说自己在中国的“右派分子”之中，占有两个“最”：
一是最小的“右派分子”——因为他是一个工人；
二是最晚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反右派运动”已经宣布结束，连“反右派补课”都已经“补”过了，已经开始进入“大跃进”运动了。他却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被打成“右派分子”！
我对他说，你所说的两个“最”，也只是相对而言。比你更“小”、比你更“晚”的“右派分子”，一定还会有。
他说，看了一书，书中写的绝大多数都是“大右派”，他跟“大右派”们相比，本来不足为道。但是，由于他沾了两个“最”的光，所以可否在一书修订再版时，把他这位“最小最晚”的“右派分子”也写上一笔？
我同意了。我拿出录音机，请他细细道来……
他叫陈忠兴，一九二六年生于上海漕河泾农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在农村长大，后来在邮电部上海通讯设备厂当工人。他在技术上很钻研，所以在一九五六年被评为七级工，工资为一百零五元四角人民币，当时他只三十岁，这样的工资在同龄人中算是很高的了。
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和后来的“反右派运动”之中，他都太平无事。因为在他看来，那都是知识分子们的事，跟他这个工人无关。
他出事是在一九五八年春夏之间。那时，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工厂里也就开展这“双反运动”。厂里开展写大字报“竞赛”。这样，许多工人在白天上班时间里写大字报，晚上还要吃碗阳春面，留下来写大字报，回到家里还得吃饭。陈忠兴见了，以为这样做既浪费了时间，而吃两顿晚饭又浪费粮食，也就写了大字报说：“在反浪费中造成了新的浪费！”
于是，他被视为对运动“不满”。他遭到大字报的围攻。
这时，有人给陈忠兴贴大字报，标题为《什么话？》，揭发了陈忠兴的“惊人问题”，说他“污蔑领袖毛泽东”、“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是在一九五三年，上海的《新民报》（《新民晚报》的前身）登了一篇《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在那时的工人中算是有点文化了，担任学习小组里的读报员。他读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之后，发表感想道：
“孙悟空在花果山上，率领猴子们反抗玉皇大帝派来的天兵天将，真了不起。毛主席率领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也真了不起。”
大字报《什么话？》批判陈忠兴，说他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比作孙悟空，而孙悟空是妖精，岂不是“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比作猴子，岂不是“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下子，陈忠兴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那时，正在进行“反右派补课”。因为在他们工厂里，还没有“揪”出过“右派分子”，被视为“领导思想右倾”。所以，工厂的领导正在厂里“寻找”“右派分子”。他们以为陈忠兴有着“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动言论”，正好成为“反右派补课”的一课。所以，陈忠兴已经被内定为“右派分子”，而陈忠兴本人还蒙在鼓里。
从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起，陈忠兴被调到工具车间监督劳动。当时，他还以为，划成“右派”的都是知识分子和干部，他这个小工人不会被划为“右派分子”，只是他被贴了大字报，所以也就“劳动、劳动”。
终于，在九月二十九日，陈忠兴在厂里的食堂门口见到贴了两张布告，上面的一张布告是宣布一个技术员由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定为“右派分子”；下面的一张布告则宣布陈忠兴为“右派分子”，从七级工降为三级工。布告下方是厂长、副厂长具名。
陈忠兴本来就够不上什么“右派分子”，何况即便在当时，中共中央也早在一年前就已经规定“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但是，他竟然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从此，陈忠兴被推入泥坑。喝足苦水。
陈忠兴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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