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代表们。毛泽东见到许杰，握着他的手，风趣地说道：
“久仰，久仰，你原来就是那个写小说的许杰；喔，还有一位安徽籍的地理学家也叫许杰。欢迎你们民主人士给我们提意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
听了毛泽东亲口说的这几句话，许杰受到莫大的鼓舞。回到学校之后，就贴出了中文系的第一张大字报……
不料，“言者无罪”后来演变为“以言定罪”，许杰成了华东师范大学“头号大右派”。
中文系徐中玉教授为许杰仗义直言，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于是，许杰、施蛰存、戴家祥、徐中玉，成了华东师范大学“万炮齐轰”的目标。
杨万才虽然在复旦大学，领导上也要他“揭发”许杰。许杰是他心目中尊敬的师长，他能够违心地“揭发”什么？！
杨万才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他竟然因此成了“极右分子”，而且还是“顽固的极右分子”：
渐渐地我从痛苦中坚定了一个信念：
做人要“真”，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为人要“善”，爱护关心别人，尽可能为别人排忧解难。
大字报、批判会……但我沉默着。
于是，我被认为是一个顽固的极右分子，被送到祖国最西陲的伊犁。吃的苦，远胜于《牧马人》、《燕归来》的主人公，遭遇比他们更惨：父亲因思念独子过度而亡，母亲因盼子归里绝望而离世。
但我不悔。我感谢许老师，他不仅传我以知识，更以行动教我如何做人。
直至一九八五年，杨万才终于写出《廿九年后的回信——给许杰老师》，发表在《伊犁教育学院学刊》上。杨万才把文章寄给了许杰。
许杰看了杨万才的文章，深为震惊，也深为感动。许杰在一九八八年第八期《文汇月刊》上发表了《我与杨万才》一文，作为回应。
许杰写道：
一九八五年，我已经八十五岁了。有一天，我收到一份刊物——从新疆寄来的伊犁教育学院的学报，其间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二十九年后的回信——给许杰老师》，作者的名字叫杨万才。
我不认识这位寄信者的名字，等到看过文章之后才知道，他原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在一九五七年我被“揭发”为“右派”之前，曾经给我写过信。我当时也同对待一般青年一样，既然来信了，就一定要给他写复信。这事情当然忘记了，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青年，因为收到我的信，就被“错划”为“右派”。由于他很忠诚，不肯随便歪曲事实，假造事实，不肯跟着别人说话，交代不出他和我的关系，结果就成为顽固的“极右分子”。等到毕业的时候，就“充军”到新疆伊犁，当年林则徐充军的地方劳动改造。
他叙述他在复旦读书时一天收到我的复信，同宿舍的同学，如何的羡慕他和我的通信。可是不久，我在报刊上被批判，同学们也就要他揭发和我这个“大右派”的关系。可是他却没有见过我，他也说他不认识我，没有和我见过面。他在信中说到他在二十九年来所受的不人道的待遇，和艰苦的生活。说他现在也是人民教师，二十年来，也受学生的尊敬，所以想起了我。二十九年以后，仍旧给我回信。
读了这封《廿九年后的回信》，许杰感触良多。他写道：
我读了这封信之后，我的内心，的确是很感动的。我读着他谈到在新疆劳动受苦的情形，特别是读到他的父母因为他远在新疆劳动改造，以致于父母死去，家破人亡的情形，我真不知要说什么才好。我当时立即回了他的信。我说，我读了你的来信，我很激动。我好像觉得，他的受苦，只是和我通过一封信的关系。也因为和我通过信，所以“充军”到伊犁。吃苦劳动，父母死去，家破人亡。但是，事实上，我们却没有见过面，也根本不认识。他的受苦，以及家破人亡却又同我没有关系。我当时，抱着这种心理回他一封信，这总算把我们的通信关系接上了。这以后，他又给我来了信。详细叙述他的父亲的死，和母亲的死的情形。原来，他的父亲是黄包车夫，后来学会了开汽车，是运输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们都是劳动人民，都不识字，是受苦人。他们把儿子培养到大学读书，原来就希望他大学毕业以后，振兴家业，光耀门庭，使他的父母双亲享点后福。哪里知道，他却遭受这样的命运。
正因为这样，年已花甲的杨万才，居然还发出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遭受厄运的感叹！杨万才先生在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四日给笔者又一次来信：
一书已收到了几天，未能立即函告并致谢，是因为收到书后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我想函告时顺便谈谈读后感受，岂不更好？
读完厚厚的全书（有些章节还多次重读），感慨万千，简而言之：
在读的过程中，我仿佛又回到近四十年前的那个时代：我一夜之间，从一个支部组织委员、优等生（所有考试科目都是五分）、威信极高的调干生，成为被孤立的右派分子。这是我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