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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有是中共党员，一九五七年在中共黑龙江省委直属机关党委工作，担任党支部宣传委员兼共青团支部书记。
他被划为“右派分子”时，只有二十五岁。爱人是农村家庭妇女，没有文化，没有工作，不懂政治，不知“右派”是什么意思。子女中年龄最大的才四岁，还不懂事。
虽然就全国而言，张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右派”。但是，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张有给笔者寄来他的近五万字的身世陈述《回忆与思考》，笔者读后，深为感动。尽管他的文化水平不高，陈述中不时有错别字，但是他所叙述的在一九五七年的经历，却极具代表性、典型性。正因为这样，笔者在修订一书时，根据他的陈述，增写了这一节……
在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之初，张有深得组织信任。一九五七年二月和三月，毛泽东先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当时，这两次讲话稿未公开发表。为了传达毛泽东这两次讲话，机关党委派张有到中共黑龙江省委机要室听毛泽东讲话录音。张有记得，用了两三天的时间，以记录速度播放毛泽东讲话录音，张有作了详尽记录。回机关之后，张有根据记录，向机关全体党员干部作了传达。这一录音记录稿，与后来公开发表稿，有着很大的差异。毛泽东在讲话中虚怀若谷，表示欢迎各界帮助整风。
张有记得，党员干部们听了传达，都非常兴奋，以为中国将进入民主自由康平盛世，是第二个“贞观之治”，毛泽东就是“第二个唐太宗”。
不久，机关党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共五位成员，张有是成员之一，分工负责抓整风的常务工作。
张有本人，对于共产党感情极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对党忠贞不二，坚信不疑。因为我是个穷苦农民出身的孩子，原只有小学三年文化，什么国家大事也不懂。是共产党让我参加工作，培养我成为一个有理想的人，教育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改变了我的人生。所以我感恩不尽，永不忘本，共产党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共产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从来不打折扣。对于共产党，不仅我自己从来不怀疑，而且也经常说教别人，不要与共产党有二心。我确实是共产党最忠实的信徒。”
根据上级指示，机关召开党员、团员、非党干部、知识分子座谈会，反复宣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张有积极贯彻上级指示。一开始，许多人有顾虑。经过张有反复动员，这才使很多人消除了顾虑，敢于开诚布公提意见。
张有记得，最初的意见只是局限于本机关的一些问题。根据上级部署，把鸣放重点引向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以及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为了能够使大家深入地对重大问题大鸣大放，整风领导小组把重大问题分成一个个专题，召开专题座谈会。这些专题有：党的领导，民主选举，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三反”运动，“肃反”运动，知识分子政策以及统一战线，中苏关系，等等。谁提的意见多，谁的意见尖锐，谁就受到表扬，被认为是整风积极分子。
在整风领导小组的一再鼓励下，许多人敞开思想，不存戒心。张有记得，也有极少数人“看破红尘，不鸣不放”。有个叫张振远的非党干部，深有顾虑，张有动员他鸣放，他说：“共产党整风六个月，我得等到五个月零二十九天。即使到了那一天，我还得看运动发展到什么程度，才决定是否提意见。”张有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回答说：“我怕共产党说话不算数，有时朝令夕改，左一下子，右一下子，把握不准就跟着吃亏！”张振远果真一条意见也没有提，结果没有事。后来，张有被打成“右派分子”，张振远对他说：“怎么样，我说对了吧？你小伙子还是‘油缩予发白——短炼’。”
还有一个“不鸣不放”者，是一位“三朝元老”，名叫刘昌福。他年长张有十岁，非中共党员。由于他曾在伪满洲国时代、国民党时代和共产党时代都做过小职员，所以有着“三朝元老”的外号。平常，在私下里，他对张有也说一些对共产党的看法，但是在各种公开场合，一言不发。张有动员他“鸣放”。他对张有说：“共产党整风，能不能诚心到底，我没有看透。像我这样出身复杂的人，说话容易使人产生误会，弄得不好，就有可能好心没好报！”
除了以上两位“不鸣不放”者之外，还有一位“不鸣不放”，那就是张有自己！
张有“不鸣不放”，倒不是他对共产党存有戒心，也不是他“老练”，却是由于他是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忙得不可开交。他要组织、参加各种各样的鸣放会议，还要做鸣放意见的整理工作，要向上汇报，等等。他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自己鸣放。他还以为，反正各种意见大家都说了，他要说，也就是这些话，没有必要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那些话。正因为这样，当机关里绝大多数人已经多次鸣放，张有仍“未鸣未放”。
张有“不鸣不放”，照理应该太平无事。这位反复动员别人鸣放的整风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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