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小组成员，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候，成了“动员对象”！
那是在五月中旬，上级要求大鸣大放“再掀高潮”。
为此，机关党委居然专门传达了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学的发言，以张有所在的党支部作为“试点”，召开大型鸣放大会。在这个会上，要求每个科室至少有一至两人发言，“不准有空白”。机关党委指定张有为“第一发言人”，要求作“林希翎式”的发言！
当时，张有以为“这是上级党委对我们支部的重视，也是对我的器重”。于是，张有根据上级党委所要求的“着眼于党和国家大事”指示，拟定了发言提纲，确定“民主选举、宗派主义、党群关系”为发言重点。
五月十八日——距《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前二十天，作为“试点”，张有所在的党支部召开了大型鸣放会，外支部许多人列席旁听，出席人数总共达二百多人。
遵照上级指示，张有在会上第一个发言。据张有回忆，“发言受到全场赞同，引起共鸣。有些人还插话补充了我发言的不足。会议鸣放气氛热烈，开得很成功”。
这是张有在大鸣大放中惟一的一次鸣放。
会议结束之后，张有根据上级指示，还专门写了题为《如何组织开好鸣放大会》的“经验总结”报告上报，受到中共黑龙江省委直属机关党委的表扬！
二十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大张旗鼓开始“反击右派”。这时，张有仍太平无事，因为机关里绝大多数人都以为有“右派”也只在北京高级领导层里，在地方是不会有什么“右派”的。
黑龙江毕竟远离北京，政治的敏感度差，存在着“滞后现象”。直到七月，中共黑龙江省委才通知，暂停整风，开展“反右派斗争”。于是，整风领导小组调整为“反右领导小组”。组织上告诉张有，说他既做人事工作，又抓共青团工作，还要顾及宣传工作，兼职太多，就不担任“反右领导小组”的工作。张有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以为是正常的工作安排。从此之后，张有不再参与机关运动的领导工作。
此后不久，有一天，来了两位记者，说是来采访关于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经验的。记者回去后没有几天——八月五日，当地一家报纸头版头条消息，报导黑龙江省委直属机关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揭发出隐藏很深的党内右派分子——张有！
张有顿时如五雷轰顶，怎么也想不到、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会成为“右派分子”？！怎么会成为“隐藏很深”的“党内右派分子”？！
报纸到了机关，人们议论纷纷：
“张有是党性很强的党员，怎么会是‘右派分子’？”
“为什么本单位大字报、小字报上没有被点名的人，报纸上怎么点出来的？”
也有人说：“本单位有右派不揭，叫报纸给揭出来，这是严重的右倾温情主义！”
在一片哗然之后，当天中午，机关大厅里拉出一幅白色横幅，上面写着斗大的黑字：“坚决打退党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张有的猖狂进攻！”
在横幅两侧，贴着一对大幅白纸黑字对联：
“坚决批判右倾温情主义”；
“揭开伪装共产党员面纱”。
在横幅之下，对联之间，贴着大字报，摘录着张有的“右派言行”。
张有回忆说：“整个大厅里真像一个办理丧事的大灵堂，只是还缺少灵柩和花圈罢了。”
支部书记找张有谈话：“你鸣放了很多右派言论，什么自由选举呀，共产党有宗派主义呀，发展党员也要听取群众意见呀……你违背了毛主席讲的‘六条标准’。”
张有反驳说：“自古以来就没有听说过，说话还有什么标准。毛主席的‘六条标准’，不是法律。我说话也不违法，宪法有言论自由的规定。”
支部书记强调说：“毛主席的话，就等于法律。这‘六条标准’，就是衡量右派的标准，就得按毛主席的话办。”
张有气愤地说：“整风是党自己发动的，鸣放是党号召的，我的鸣放是你们再三动员的，鸣放的题目也是你们出的。我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发表了意见。如今，你们反过来，把我打成‘右派分子’。这是正人君子的做法吗？是共产党干的事吗？还要不要共产党的威信了？”
尽管张有的话句句在理，胳膊拧不过大腿，他毕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除了张有自己之外，那天被张有动员安排发言的十五人中，有五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包括张有在内）。另外，还有三人定为“中右”，六人定为“有右派言论”。
那些被张有动员的人，都说被张有“拉上贼船”！
其中，有一个被张有动员的人，在“三反”中蒙受过不白之冤。张有动员他“向党交心，说出心里话”。他听从了张有的话，在会上“向党交心，说出心里话”。结果，在机关里，他第一个被打成“右派分子”。他的妻子一见到张有就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