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李天德出生在四川荣县李子乡，父亲李佛海靠染布为生。他才二岁，父亲被日本飞机炸死。母亲是文盲、在他十一岁时死去。靠着大哥的照料，他才艰难地念完小学，中学。他十二岁入队，十五岁入团。高中毕业后，做了一年中学代课教师，终于在一九五六年九月戴上了重庆大学校徽。
虽然他念的是冶金系，却酷爱文学。他担任了系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写过诗，演过京剧《捉放曹》中的陈宫……他，沿着“红领巾——共青团——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前进。他，向往的英雄是卓娅、马特罗索夫、邱少云、黄继光、吴运铎。他，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是五十年代纯真向上的大学生中的一员。
然而，一九五八年三月，他的书桌上，他的宿舍里，被贴了许许多多触目惊心的标语：“警告你，狡猾的孤狸李天德！”“反党分子李天德必须低头认罪！”……
他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保留学籍，劳动考察。我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中共重庆大学核心办公室所发的一份平反文件上，查到如下的话：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中，李天德对当时个别班的反右斗争提了意见，写了三张大字报和一些诗，根据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和中央一九五七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衡量，不是右派言论。原划李天德为右派骨干分子实属错划，应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然而，这份平反文件发到李天德手中时，他已步入不惑之年了！
祸不单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重庆南桐矿区下放劳动的李天德，正在吃力地背着铁矿石。突然，他被叫到操场上开会。重庆市公安局派人出席大会，当众宣布逮捕四名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李天德刚听见念到自己的名字，双手就被冰凉的手铐反铐起来。从此，手铐脚镣如同家常便饭。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他被判处五年徒刑。罪名相当可怕——“妄图偷越国境”！原来，他被判为“右派”之后，跟几个“右派”学生一起劳动。其中一个云南籍的“右派”学生说他的家乡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大家不如上那混口饭吃，起码比“监督劳动”要自由自在些。不料，打算去云南被说成“妄图偷越国境”，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
逆境中冰水般的生活，没有使他那颗火热的心变冷。别的犯人觉得狱中的时间格外漫长，度日如年，无处打发那无穷无尽的时光；他却深感光阴似箭，分分秒秒一去不返。白天，他给犯人们上机械制图课，为制造小火车而设计夹具，搞工艺；夜晚，他把时间花费在苦读上。他读了《毛泽东选集》，读了《资本论》，反反复复研究了《共产党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还读了黑格尔、亚里士多德、费尔巴哈、康德、尼采等哲学名着，写下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李天德终于刑满。但是，他的头上依旧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留厂管制就业。
一九六五年底，他写了五幕九场话剧剧本《和平里的战争》，投寄给《人民文学》和《剧本》两杂志。剧本以他亲身经历的重庆大学“五七风云”为背景。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四川石棉县人民法院判处他六年徒刑。判决书上这样写着：
“李犯天德借写剧本为名，大肆散布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论，污蔑、攻击党的各项政策，污蔑‘五反’、‘肃反’搞糟了，妄图反革命复辟……”
在法庭上，李天德面不改色，从容自若。因为他早已听惯这类“大批判”词句，他坚信：真理绝不是权势的儿子。“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就这样，他在一九七五年，又写出了《献国策》……
李天德是一个受尽磨难的小“右派”。可是，正是在多年的磨难中，他的思想之剑越磨越锋利。
他的冤案终于在雨过天晴时得以平反。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李天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