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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右派”们受尽苦难，小“右派”们更为不幸。
笔者曾从上海专程前往四川雅安，采访命运乖戾的小“右派”李天德。
李天德被打成“右派分子”不过十九岁，大学二年级学生。他后来被打成“反革命”，以至判处死刑！
他引起我的注意，最初却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一条短讯：
本报讯四川雅安地区一位名叫李天德的知识分子，一九七五年写的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万言书——《献国策》原件，最近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收藏。《献国策》的核心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时李天德因写这份万言书被“四人帮”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后经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才得到平反。
我来到雅安，在中级人民法院见到了刑二庭庭长杨正全。他给我看了一份“反革命”案卷，内中存放着《献国策》。
笔写下来的，斧头也砍不掉。在和煦明媚的春日，读着在一灯如豆的寒夜中写成的万言书，我的心中充满着对作者的敬意。他超越了时代。他的许多真知灼见，即使在挣脱了“四人帮”的禁锢后的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也未必为人们所接受。《献国策》的作者具有政治上的火眼金睛。
端端正正的字，写在二十二页五百字方格稿纸上。首页写着“献国策——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
《献国策》锋芒所向，直指那场“好得很，就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他指出：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坏处大大超过好处。
（A）我们的许多干部受到林彪一类的迫害。
（B）我们的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愚弄，受了坏人的唆使，像仇人一般相互厮杀。
（C）让林彪一类大小坏蛋捞了便宜。小坏蛋搞打、砸、抢、抄、抓、奸淫、烧杀；大坏蛋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政、搞法西斯主义。为一切仇杀，个人报复大开绿灯。
（D）国民经济遭到建国以来仅次于“自然灾害”几年的空前大破坏。中央当然不可能知道“文革”期间全国工农业产值的真实数目。
（E）在精神道德方面，由于林彪搞的神秘主义，宗教迷信，极权崇拜，使人们变得不诚实、伪善，变得奸滑……
他还进而从“文革”上溯“三面红旗”和“反右派运动”扩大化，痛斥种种“左”的所为；
“关于三面红旗，虽然有人极力肯定，但我要否定……人民公社是‘共产’风，大破坏，乌托邦的狂热……层层干部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欺上瞒下……大跃进的第二个年头（一九五九年）一切工农业产品减少，到了一九六零年，就变得奇缺……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正确的。”
“大学生右派一律无罪释放。对治理国家大事确有独特进步见解者，可担任国家干部。”
他那犀利的笔锋，触及当时人们讳言的个人迷信，要求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尖锐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
他建议废除干部终身制，明确提出“中央主席，不得连任二十年”，“总理、‘人大’委员长和各部委，任职均不得超过十五年”。他认为“这样做，即（既）避免了形成个人专制和宗派集团，也造就了更多的国家领导人，让人民中的更多的优秀人物都有机会管理国家事务。”
他在万言书中，提出整整十二个方面的国策。
在同一案卷里，我又读到十年前——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对现行反革命李天德案审理总结》，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李犯天德曾因反革命犯罪两次判刑，不思悔改，公然流窜到首都，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属罪大恶极、屡教不改、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建议判处李犯天德死刑，立即执行。”
人妖颠倒，明珠暗投，革命志士李天德险些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押上断头台。九死一生，劫后幸存，我终于找到了依旧健在人间的李天德……
一个中等身材、瘦削的中年人，穿着一身旧的蓝色公安制服，向我走来。他就是李天德。看上去普普通通，只是眼角、嘴巴的皱纹使他显得比四十七岁更苍老一点。
“我的青春年华，是在铁窗下度过的。”他长叹一口气说：“一九五八年，我才十九岁，就被错划为‘右派’。当年被捕入狱。此后，在漫长的二十年中，我的身份一直是‘囚徒’，‘反革命’，‘现管分子’。直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我才被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是仍然给我留下了一条‘有政治错误’的尾巴。在一九八一年国庆节，我四十二岁了，这才结婚，有了小家庭。艳艳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四十三岁了。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如果没有党中央领导同志对我的关心，我今天还在监狱里。尽管我一生坎坷，甚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还有人整我，但是，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我在监狱里的漫长日子，就是全靠坚信党才挺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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