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疼。极左那一套，绝对不能重来！”①
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中共上海市文联临时支部作出《关于改正傅雷同志右派问题的报告》，内中写道：
“一九五七年鸣放时，傅雷同志发表的文章和言论，其中有些意见是建设性的，有的观点有错误，但不是右派言论，定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因此，根据中共中央第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对其被划为右派分子应予改正，恢复其政治名誉。”
也就在这份报告中透露傅雷是“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时，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定为右派分子。”
除了傅雷之外，另一位着名的翻译家萧乾，也成了“右派”。
萧乾赶上了“末班车”：在大鸣大放中，萧乾没说什么。他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因为发表了那篇《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而这篇文章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只一星期！倘若他消息灵通，可以马上抽回那篇文章，也许就可以避开一场大灾难！
萧乾在文章中写道：
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生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
……那句豪迈的话意味着：一个人说的话对不对是一件事，他可不可以说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准不准许说不对的话是对任何民主宪法的严重考验。今天，至少英美这两个自诩为“民主的”国家，在这个考验面前早就破了产……从“共同纲领”到宪法，我们国家对于人民享有言论、着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规定。而且，解放以来，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政府从来也没下命令禁过一本书。可惜我们目前还不能进一步说：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了。
我们从一九四九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下子就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中间，我们在民主精神的锻炼下，不能算很多。所谓“民主精神”，应该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由于革命进展得很快，干部的提升有时候也与他们本身的提高难得相称。假使在掌握“民主”与“专政”的时候有些偏，轻易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
不言而喻，萧乾的这篇文章不合“时宜”。他果真被划入“右派”，从此开始了苦难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