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说：“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期间，他亲眼看见右派分子陈仁炳交给傅雷一篇稿子，傅雷还替陈仁炳作了修改。”至于是什么稿子，连孙斯鸣也不得而知。不过，陈仁炳交给傅雷一篇稿子，这也成为莫大的问题了。
过了两天，傅雷的问题严重化了，《文汇报》发表了社论《“中间路线”是不存在的》，引述了柯庆施的话，抨击傅雷：
“谁如果企图走中间道路，不管他主观上如何，他都不能不是帮助了右派。”
这样，傅雷不能不表态了。他说：
“解放以前自己是‘反美反苏、反蒋疑共’。”①
“自认为是一个有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②
于是，傅雷遭到驳斥，说他不是“反苏疑共”，而是“亲美反共”！
傅雷的处境，日益艰难。“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经在他的头上“旋转”，仿佛随时可以落到他的头上。
在这危险的时刻，上海文艺界一位好心的领导石西民，找傅雷谈话。他想保傅雷过关，暗示傅雷把“检讨”的调子唱得高一点，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哪怕是说“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行，以求得“认识深刻”，免戴帽子。
“检讨一下，过一下‘关’吧，反正检讨是不花钱的！”石西民这样“启发”傅雷。不料，傅雷冷冷地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①
一九八三年秋，石西民在一次讲话中，忆及了这段往事。他无限感叹地说：“傅雷是有个性、有思想的铁汉子，硬汉子！作为知识分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他不认为错误的东西，是不会检讨的。他不会口是心非！”②
就这样，傅雷在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时，被“补入”了“右派分子”的行列！
在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那天晚上，傅雷出席了“批判大会”之后，久久没有回家。
夫人朱梅馥在家中坐立不安。直至夜深，这才响起敲门声。
原来，傅雷曾想一死了之。他喟然长叹，对夫人朱梅馥说道：“如果不是阿敏还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③
傅雷的悲剧，不仅仅在于他自己被划为“右派”，而且在于牵连了儿子傅聪。
傅聪是傅雷的骄傲。傅雷自称是傅聪的“园丁”，倾注了诸多心血，培养傅聪为钢琴家。傅聪于一九五五年在波兰荣获第五届国际萧邦钢琴比赛第三名，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性钢琴赛中的音乐家。一时间，报刊竞相报导，在上海传为美谈。
批判傅雷的时候，居然牵涉到傅聪。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上海两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发表了署名辛艺、剑平的报导《鞭子、天才及其他——从傅聪的成长驳傅雷的谬论》。
报导称：
昨天的政协座谈会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傅聪的成就究竟是傅雷用鞭子打出来的呢，还是在党的领导下教育培养出来的？
委员们在批评傅雷时，都谈到他的儿子——钢琴家傅聪。许多委员说，傅雷过去一面把儿子关在家里，培养成为“温室里的花朵”，一面又对傅聪实行粗暴的教养，弄得傅聪十分痛苦，父子仿佛冤家，甚至避不见面；但是傅雷对傅聪在音乐上的成就，却认为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他在《新观察》、《文汇报》发表的文章上，都流露出这种情绪。在外界还流传着傅聪的天才是父亲“用鞭子打出来的”说法……
刘海粟说，傅聪没有进过音乐学院，又不是党团员，但是党一旦发现了他的才能，就决定送他出国培养，这不正说明了党的大公无私以及对青年的爱护备至吗！
在这时作“正面发言”的刘海粟，后来也成了“右”字号！
傅雷被划为“右派”，使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深受刺激。在他看来，倘若回国，会落到父子彼此揭发的悲惨境地①。他绝不愿意这样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傅聪在一位英籍教师的帮助下，从波兰出走英国。
顿时，舆论哗然！
傅聪的出走，加深了傅雷的痛苦。因为儿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牵连了傅雷。
在“文革”中，自己的“右派”之罪，加上傅聪的“罪行”，傅雷受到抄家、批斗。刚烈的傅雷和他的夫人一起，双双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上吊于上海江苏路家中。
傅雷在自杀前，留下遗书，内中写道：
“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父亲错划为“右派”，导致儿子出走异国；儿子的出走，又导致父母的自杀……傅雷父子的彼此牵连，成了中国“反右派运动”最沉重的家庭悲剧！
傅聪曾这样对笔者说：
“我们应当接受历史的教训。中国人民倒楣了那么十年（引者注：指十年文革），不能白倒楣！不能好了疮疤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