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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这一公案，盘根错节，内幕甚深。笔者注意到在一九九三年，李之琏终于说话了。
李之琏，《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的报导中，就已提到他：“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李之琏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从中共中央组织部调往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后来，改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
李之琏深知内幕，是因为他当年是处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这一公案的负责人之一。
李之琏来自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文艺界不熟悉。他只见过丁玲一面，而对陈企霞则不认识。不过，也正因为他有组织部的工作经验，又与丁、陈毫无瓜葛，所以他也就成了处理这一公案的很合适的人选。
李之琏在回首这一公案的全过程时，以为这一公案成为冤案，其原因不光是由于“左”。李之琏说：
对揭发的问题无限上纲是“左”；无中生有的，捏造事实的，颠倒是非的，就不只是“左”了。因为处理每个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这个主持人如果经常说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无定见，或以个人好恶来认定是非，或感情冲动、看风使舵、随风倒……他就不可能正确处理人的是非曲直。①
李之琏所说的那个“以个人好恶认定是非”的“主持人”，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
这一公案的发生，是在李之琏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不久……
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那篇报导，便把“斗争”追溯到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五年的斗争，是从三封匿名信开始的。在一九五五年四月，陈企霞写了三封匿名信给党中央负责同志，污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作协党组织，要求推翻对《文艺报》的检查结论。在此以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文联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开展以后，对《文艺报》的向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投降和对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采取贵族老爷式态度的错误。作协党的组织并针对陈企霞顽强抗拒批评的态度给他以党纪处分。陈企霞在匿名信里捏造了事实，说检查《文艺报》是“打击压制”，“假公济私”。他诬蔑作协的党组织“摧残民主”、“无中生有”。尽管许多人指出匿名信有很大可能是陈企霞写的，但他仍矢口否认……
报导又说：
一九五五年的党组会从追查匿名信进而揭露了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活动。会上揭露了丁玲长期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反党情绪，这种思想情绪有它的历史根源。一九三三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以后，曾经在南京变节，这件事她曾长期对党隐瞒。一九四二年丁玲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文艺版主编，曾经发表了她自己写的，和托派分子王实味写的，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对党、对革命进行了恶毒的诽谤。这些文章旋即被国民党用来作为反共的宣传材料。
这就是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是从一九五五年追查匿名信开始“揭露”的。而那匿名信又是种种原因引出的：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研究问题的一封信，支持了“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评了《文艺报》，而陈企霞不服这批评导致了受到党纪处分；
在肃反运动中，又由于丁玲曾被捕三年，陈企霞曾两次被捕，而且有着“托派”嫌疑，遭到了审查……
于是，从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起，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周扬和丁玲、陈企霞积怨甚深，力主把丁、陈打成“反党小集团”。九月三十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把《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中共中央。这一报告，就是由周扬主持起草的。
那报告虽说丁玲、陈企霞组成“反党小集团”，可是，并没有多少关于他们“反党”的证据，却着重于他们的历史问题，即丁玲有着“自首、叛变”行为。而陈企霞和“反党小集团”的成员李又然则有着“托派嫌疑”。
其实，丁玲的被捕问题，早在一九四零年四月，就已经在延安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进行过审查。一九四一年一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陈云、李富春亲自审定和签署的丁玲历史结论通知丁玲，认为她“仍然是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①
可是，周扬坚持要对丁玲的历史问题重新审查，而且要写成“有变节行为”，定为“政治错误”。对于陈企霞和李又然的历史问题，也要写成“托派嫌疑”。
于是，陈企霞和李又然由公安机关实行隔离审查。
公安机关经过仔细审查，否定了陈企霞和李又然的“托派嫌疑”，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恢复了他们的自由。
关于丁玲的历史问题，周恩来深知其中的根源，作了指示：
“由于周扬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①
丁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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