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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右派运动”中，在民主党派之中，“端”出来的“右派”以民盟最多，民革次之，而“老三”该算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了。
中国农工民主党遭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席章伯钧带来的。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称，“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这句话使中国民主同盟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重点，因为章罗皆为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同时也使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重点，因为章伯钧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
就在《人民日报》七月一日发表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之后，七月二日新华社就在北京发出电讯《农工党中央动向可疑》。这一电讯提醒人们，请注意中国农工民主党！
为什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的“动向可疑”呢？
新华社的电讯说，这是因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对章伯钧的斗争“软弱无力”，“态度暖昧”。
电讯特别指出，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和副秘书长李伯球没有把他们跟章伯钧的“私房话”说出来。
新华社的电讯，等于点明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反右派”重点是黄琪翔和李伯球
黄琪翔其实也是国民党将领，只是他没有加入民革，而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
黄琪翔于一八九八年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在北伐中因功勋卓着而升任第四军军长。
此后，黄琪翔曾率部尾追过中共南昌起义部队，又和张发奎一起镇压过中共的广州起义。
此后，他在一九三三年又参加了李济深、陈铭枢等发动的福建反蒋事变。
黄琪翔既反共又反蒋。一九三五年，他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自任总书记。
在抗日战争中，他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一九四八年，他曾力劝蒋介石停止反共内战，未能被蒋介石所接受。
此后，他秘密赴香港，转往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他出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兼秘书长。
在新华社发出电讯《农工党中央动向可疑》之后，黄琪翔受到注意，受到批判。
黄琪翔不得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请求人民的宽恕》的发言，着重交代他和章伯钧的关系：
以民主同盟为活动中心的章罗联盟，在农工民主党内是得到我的支持的。整风期间，我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所组织的所谓座谈会，到处起点火作用，造成了共产党威信上重大的损失。章伯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被揭露以后，他要做假检讨，我又盲目地帮助了他。我在章伯钧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无可置辩的。
我和章伯钧过去多年相识，解放以后，共事也已足有八年。章伯钧的政客野心家面目，凡是有一点政治嗅觉的人都早已觉察到了。八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年以来，章伯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和言论冒头，而且有很多阴谋活动，我竟然丝毫没有感觉，这是对人民事业完全不负责的态度，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章伯钧的罪行被揭发以后，我迟疑观望，这说明我的思想深处和章伯钧有不少共同之点。我经常自负，以赤胆忠诚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但一接触实际，则一切都变成假象：人家骂共产党我无动于衷；人家说社会主义缺乏民主我也无动于衷；人家说苏联不好我默认；人家说资本主义好我暗中同情。一切一切，说明我对共产党没有真正的感情。对社会主义也没有真正的热爱。我经不住事实的考验。①
黄琪翔接着检查了自己的“思想根源”：
我是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出身而又长期生活在旧社会的军人，我在历史上是有污点的，后来又沾染上不少欧美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毒素。青年时代，无疑我的思想是封建的；大革命以后，二十年间又渗杂了一些资产阶级思想。解放后，我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但进步很慢，留恋旧的多于接受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浓厚地潜藏在我的灵魂深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来说，简直还无法掌握运用。①
黄琪翔先生于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在万般苦闷之中病逝于北京。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在“反右派运动”中，揭出了所谓的“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于是，由此追查这一“集团”在该党中央机构及各地的骨干，一追就追出一大堆，株连了许多人：
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这个集团及其各地代理人就得意忘形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非法活动。
首先，右派分子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王一帆（农工中央执行局委员、秘书处长、交通部公路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杨逸棠（农工中央执行局委员、交通部办公厅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李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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