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候补中委、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副局长）、王寄一（农工中央委员、交通部船厂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钟岱（农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在中央经过策划以后，便派遣王一帆、杨逸棠、张云川分别到东北、山东、河南等地，执行反社会主义的组织路线，滥肆发展。
在北京，章伯钧、黄琪翔和李健生动员了他们的骨干分子，如张申府（北京图书馆研究员）、王枕心（农业部专员）、张含清（对外贸易学院教员）、陈苏生（中医研究院编审）、曾宪朴（农业部经济作物总局副局长、农工党农业部总支部主委）、李宗恩（协和医学院院长）、李万春（北京市京剧一团团长）等，在科学教育、工程技术、农林水利、医药卫生、文化艺术和妇女六个方面，邀集了很多对党不满的分子，举行了二十多次点火会，煽动反党的毒焰。①
在追查中，又在北京农工民主党市委查出两个“右派分支小集团”：
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被揭发后，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的干部即乘胜向右派分子展开斗争，并先后于七月上半月和八月上旬揭发了另外的两个右派分支小集团。这两个小集团的分子一向都是在右派分子李伯球、张云川的指使之下，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献策奔忙，摇旗呐喊的。这两个右派小集团被先后揭发后，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机关反右派斗争的队伍的阵线更分明了一些。②
紧接着，各省、市农工民主党揭发出“章、黄、李右派集团”的代理人：
浙江——右派分子李士豪（农工浙江省委主委、中央执行局委员、浙江林业厅厅长、全国人大代表）、蔡一鸣（农工浙江省委副主委、浙江交通厅副厅长），在整风运动期间，除了在杭州到处点火外，还派干部到湖州、嘉兴去召开座谈会，煽动反党。
陕西——右派分子韩兆鹗（农工中央委员、西安市筹委主委、陕西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煽动知识分子发表反动言论。
江苏——右派分子邓昊明（农工江苏省委主委、江苏省交通厅厅长），在整风运动一开始便同章伯钧南北呼应，发展反共分子来扩大他的“邓家店”，并挑拨医药卫生界同政府对立。
上海——右派分子夏高阳（农工上海市委委员、宣传处处长），早在去年八月间即煽动上海国画界同政府对立，整风中又由李伯球“面授机宜”，接二连三地到处点火放毒。
天津——右派分子杨济时（农工天津市委副主委、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吴孟晖（农工天津市委组织处副处长）在章、黄、李和钟岱的亲自指使下，进行反动活动。
武汉——右派分子欧阳平（农工武汉市委副主任、武汉长江航管局副局长），乘“大鸣大放”的机会，四出派人到中小学校点火，煽动文教界反对政府。
福建——右派分子李述中（农工福建省委主委、省政协副主席）、黄震（农工福建省委副主委、福建农学院教授）。右派分子李述中、黄震在布置基层点火时，曾坚决表示要推翻人民政权。李述中说：“这次如果搞不成，我就逃到香港去”。黄震也说：“共产党会上山，我们就不会上山吗？”
长沙——右派分子徐君虎（农工长沙市委委员、组织处处长）。
广东——右派分子云应霖（农工广东省委副主委、省监察厅副厅长）
广西——右派分子黄现瑶（农工广西省委委员、广西师范学院教授、全国人大代表）等，竟乘整风的机会，阴谋煽动知识分子、资本家等起来推翻政府，制造匈牙利事件。
安徽——右派分子李湘若（农工合肥市委主委）、金白描（农工蚌埠市筹委负责人）、吴建东（农工合肥市委委员、秘书处处长）曾同章伯钧的反动言论一再唱和。
四川——右派分子郭仲衡（农工四川省委副主委、重庆市委主委、重庆市劳动局副局长）、张明泛（农工四川省委秘书处处长、成都市委委员）、姜煊（农工四川省委宣传处处长）等，在章伯钧的怂恿下结成了另一个右派小集团，经常贩卖章伯钧的反动言论，打击进步分子和农工民主党内的共产党员。①
这还仅仅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反右派运动”“初见成效”呢！随着运动的深入，更多的人遭到株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