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对于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
没有把握不再来“三反”
现在说话虽然已无杀头的危险，甚至也无失业的危险，但没有把握不再来个“三反”。运动来了，给你提意见的不是毛泽东、周恩来（要是毛泽东、周恩来提意见，保证愿意接受），而是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他们在大会上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事后说是搞错了，他只到你一个人面前道歉。为什么科学家都想到北京来？因为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我相信党，但不相信个别党员不会作难。不怕官，只怕管。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可以批评人家没骨气，为什么不扛起来？这种批评不对。求生是动物的本性，吊打是“不可逆”的反应。
当然不是说所有党员都坏，党员与非党员有一个共同之点：良莠不齐。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化学系只我一个人没上夜大学，受不了。夜大学教员把人都当作全无文化。毛主席说一句话，本来清清楚楚，偏要左体会右体会。煤是黑的一一就完了。非要说什么“煤之黑也，其不同与墨之黑也，它和皮鞋油又如何如何”，全是废话。
把不好的思想说成资产阶级影响是不公平的
人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我从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张子善、刘青山、高岗也不代表无产阶级。
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
我不懂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自然科学家自然而然就是唯物辩证的。我看过很多哲学书，很欣赏贝克莱，但他终于搬出上帝来，我就不信他了。
前年我在《化学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引者注：即《三部曲》），范长江在北大演讲，说我反对党的领导，至少是对老干部没有同情心。那时我刚从石油学院来，石油学院的老干部有一条公式：我是老党员，你是群众，所以，你是错的。这还有什么可说。石油学院的年轻党员，指指点点，我应该如何如何做研究。受不了。他们要跟我谈学问，还得先学五六年，还要下苦工学呢。在石油学院我跟两个小孩一起教普通化学，我根据多年经验，建议把某个教学次序倒转一下，那两个小孩不听，非要照格林卡（按：是苏联教本）的讲。你不听有自由。但反过来却在校刊上批评我学习苏联不积极。其实，我一人看的苏联文献比全石油学院的教授看的还多，他们只看过一本格林卡。
傅鹰还说：
“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加了薪便感激涕零，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岂不危险？”傅鹰说：“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药品，那里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但我心里还有不快，党还会把我当外人。我十分力气只使出六分，并不是不愿意使出全力，是没有机会，还没有和党做到知已。”
在大鸣大放中，《人民日报》记者王澈到北大中关园，特地访问傅鹰。
傅鹰依然胸无城府，谈起自己的意见：
“党到现在还没有摸透知识分子的脾气。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在乎生活上的舒服。一个人活着并不是图舒服。一个教授拿着优特证，去理发可以不用排队，可是他宁肯不享受这种优特，因为不好意思。看电影时，特别为我们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特殊位子里，心里就想：还是把我当客人。”
傅鹰还提出了“民主治校”。这本是一个很遭忌讳的话题。记者如此报导傅鹰的见解：
关于学校的领导方式，傅鹰教授觉得现在这种党委制不好，但过去的校务委员会那种办法也不好。他的主张是民主治校。“不能撇开党委，因为离开了党委，很多事都行不通；也不能撇开教授，因为在业务上究竟是教授内行；此外，最好还要有学生的代表，因为学生人最多。”
傅鹰不仅对《人民日报》记者如此坦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