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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授”之中，除了钱伟长之外，曾昭抡也是自然科学家。
曾昭抡的大名，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九月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就听说了“大右派”曾昭抡——因为他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老系主任。
曾昭抡在一八九九年出生于湖南湘乡，于一九一五年进入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一九二零年他赴美国留学，一九二六年获博士学位。
从一九三一年起，曾昭抡便担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解放初，他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
一九五二年，他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
在化学界，一说起曾昭抡，人们常常总是以为他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倒是化学家、“右派”袁翰青教授在《平生风义兼师友——缅怀曾昭抡教授》一文中，颇为真实地刻划了曾昭抡其人。
袁翰青这样写道：
曾昭抡教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时很少与人交际，只是专心治学，精神非常集中，有时简直到了着迷的程度，而对于治学之外的其他事情则常常是心不在焉，因此关于他性情怪癖的传说确实不少。曾夫人俞大因的姐姐俞大缜回忆说：“记得有一天，我从北大回家，路过沙滩前，只见昭抡站在红楼前面，面对一根电线杆子，又点头，又说又笑，过往行人不胜骇然。我走近他身边，他也不理我，仔细听他说话，原来他在和电线杆谈化学哩。大概他又有了什么新发现，得意了，把电线杆子当人，在向它报喜。”“昭抡对时间抓得很紧，把袜子穿好也嫌麻烦，常常是正一只，反一只。有一次，几个民盟成员带了孩子来访，一个女孩忽然指着昭抡的脚说：‘曾伯伯，你的袜子为什么拖在脚跟上？真奇怪！’一位盟员说：‘曾伯伯要是把袜子穿好，那才怪事呢！’”费孝通教授与曾昭抡教授交谊很深，费教授也说过：“尽管我们来往了多年，但是在路上碰到时，他除非有事要和我说。否则经常是熟视无睹，交臂而过，若不相识。”曾先生的家人也谈起过下面两件事：有一次在家里吃饭，曾先生正在集中思考一个问题，竟错拿了煤铲到锅里盛饭；又有一天，天空阴云密布。曾先生带着雨伞外出，走了不久，就开始下雨了。雨越下越大，他的衣服被淋湿了。但他仍然提着伞走在马路上，直到有人提醒他，他才想起把伞打开。
一九五七年，曾昭抡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全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大鸣大放”的漩涡。
袁翰青写道：
一九五七年，曾昭抡教授作为民盟中央科学规划组的召集人，积极参加拟订我国科研规划。他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的号召，针对当时我国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与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着名学者一起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有关对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书面意见，就保护科学家，科学院、高等学校与业务部门研究机关之间的分工协作，社会科学、科学研究的领导和培养新生力量等五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然而，这份《意见》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在反右斗争中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曾昭抡教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撤销了高教部副部长职务。
其实，这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一点意见》，现在仍可从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的《光明日报》上查到。这份《意见》并无“毒汁”。
《意见》鲜明地提出了“保护科学家”：
争取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采取具体措施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要协助他们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意见》也强调了要重视社会科学：
解放以来，由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把自然科学提到最重要的地位，这是完全应该的，正确的。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社会科学可以比自然科学放轻一些，但是社会科学并不是不重要，也应该有相应的发展。
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因此，解放以来，过去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科学的人，在情绪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某些学科解放后竟被废除，或不成为独立科学。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了。有些课程比如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情况、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本来都是政治学系的主要课程，但至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做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不是取消，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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