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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郁文收到匿名信，这一“匿名信事件”为毛泽东所关注。
“匿名信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
根据中共中央五月二十日的指示，卢郁文是在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作了“正面发言”。
翌日，《人民日报》就详细报导了这次会议，用很醒目的标题标明：
《卢郁文提醒大家：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警惕摆脱党的领导的想法》
《人民日报》以两千多字的篇幅，不寻常地报导了卢郁文的发言：
卢郁文说，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现在自己不整风，光帮助领导整风，提意见很容易只看到别人的缺点，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很容易片面。因此，他提醒大家在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提意见时要警惕，社会主义民主才刚刚形成，还是在摸索中前进；而资产阶级民主却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一不小心，很容易用旧民主观点来看新事物，这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举例说，最近民主人士对党的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如机关中党组如何工作，学校改变党委制，合营工厂中公方代表撤出，基层以党代政，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以及定息二十年等问题。这些意见看来虽然承认党的领导，但恍恍忽忽又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提醒说，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
卢郁文还用他自己在国务院的工作体会批判了章伯钧：
接着他谈到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条件，就是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章伯钧先生认为国务院开会不应拿出成品来让大家讨论，说这是形式主义的会议，这使他大吃一惊。他是国务院秘书长助理。他说，他是给国务院会议准备工作的一员，是要搞成品的。在提出一个部的文件的时候，总要问清楚，部长看过了没有；如果文件牵涉到几个部，就要问清楚商量过没有，力求把文件搞得成熟再提给领导。越向高一级提出，越希望把文件准备成熟，免得费周折。
卢郁文说及了他对中共党员的看法：
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接触人物不同，就有不同的感觉。他觉得党员和他之间没有墙和沟，他和党员一起工作、学习、下棋、打扑克，并没有感到有墙，自己也没有自外。
卢郁文的这番发言，或是中共方面授意，或是因为他在国务院高层工作，虽是民主人士，但是获悉了中共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精神。不论是卢郁文“奉命出击”，还是“主动请缪”，他反正是以“左翼分子”的姿态在会上亮相了。
卢郁文刚刚发了言，一员五十多岁的女将便向他“开火”了。
此人便是谭惕吾。
谭惕吾有着颇为复杂的历史。
她早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参加过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团。一九三一年，她加入国民党。此后，她在国民党政府的内政部工作。一九三三年黄绍竑赴内蒙古巡视时，调她作为随员，从此她与黄绍竑有了密切的关系，以至成为黄绍竑的“感情的俘虏”。
一九四五年，谭惕吾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站到了中共的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
一九四九年，当黄绍竑在香港时，谭惕吾帮助中共华南局和黄绍竑暗中接头，后来促使黄绍竑脱离国民党政府，从香港前往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此后，谭惕吾担任政务院参事。
谭惕吾十分喜欢“海果”——林希翎。她和林希翎曾如同母女一般亲密。林希翎曾在她家住。她介绍林希翎认识了黄绍竑。因此，她曾被视为林希翎的“后台”。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这样报导谭惕吾在会上对卢郁文的强烈不满：
谭惕吾不同意卢郁文的意见。她认为卢郁文的意见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卢郁文说与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她说，我们要说真话。领导党选择人也要注意，要选对党进忠言的人。
她说，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常常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士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向上爬。
不言而喻，谭惕吾所说的“无耻的民主人士”、“向上爬”，指的就是卢郁文。
在谭惕吾之后，甘祠森发言，表示不同意谭惕吾的意见。他说：
“不能认为卢郁文的意见是话不由衷，谭惕吾太主观了。”
这一争论并没有结束。在五月二十九日上午举行的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这一争论又在卢郁文和谭惕吾之间继续下去。
《人民日报》在五月三十日又加以报导。
那天，卢郁文再度发言，表示“不能同意二十五日会上谭惕吾的意见”。《人民日报》这样报导卢郁文的发言：
他说，给领导党提意见是应当的，对这些意见表示不同的看法，也是应当的。这些看法对不对，可以研究。但是不能说这就是要收，是压迫鸣放。为什么只许批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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